ㄧ、引言
《聖經》中的災難敘事不僅反映自然或人為事件，更呈現神學上的秩序、審判與救贖進程。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災難的頻率、規模與象徵意義呈現明顯的歷史與神學階段性：《舊約聖經》初期災難多為偶發事件，強調神的介入與秩序維持；後期王國與先知時代則呈現累積化、結構性災難，與盟約失序及道德審判語言相互連結；至第二聖殿末期，人為與自然災害在短期內高度集中，尤其以公元七十年前後猶太戰爭與耶路撒冷毀滅為典型，形成歷史與神學上的臨界點；最終，〈啟示錄〉中的末世象徵將災難描繪為高度集中、全面擴散、強度極大的極限狀態，呈現宇宙性審判與時間秩序的終極轉折。
本研究旨在從歷史—神學雙重視角，分析《聖經》文本中災難的分期與模式演化，並探討屬靈權柄、天國戰爭與災難之間的關聯。方法上，本研究將結合經文考據、歷史事件記錄與現代災害統計，試圖呈現聖經敘事中的災難不僅是歷史事件，更是屬靈權柄與救贖歷史互動的可感知表徵。
二、舊約和新約聖經記載的災難歷史分期
在《聖經》敘事中，災難的出現並非均質分布，而是隨著救贖歷史的推進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
（ㄧ）舊約前期災難的偶發性與一次性介入
於《舊約聖經》前期——〈創世記〉與族長時代（公元前2166-前1805年）——災難多屬偶發事件，無論人為或自然災害，其頻率與規模皆相對有限；即便如大洪水（公元前2458年）這類極端事件，也被刻意描繪為一次性的神聖介入，而非可重複的歷史常態。
在《舊約聖經》中，撒但仍被描繪為能進入天上議會、控告信徒的角色，例如〈約伯記〉記載撒但「來到耶和華面前」（約伯記 1章6節；2章1節），〈撒迦利亞書〉則描述撒但站在大祭司約書亞的右邊與其作對，但被耶和華責備（〈撒迦利亞書3章1–2節）。這些經文顯示，《舊約聖經》時期撒但仍具有限制性功能，但尚未完全失位。
（二）舊約後期災難的累積化與結構轉變
進入《舊約聖經》後期的王國與先知時代，災難則呈現累積升高的趨勢，人為災難因戰爭、政治衝突與帝國侵略而顯著增加，自然災害亦開始與盟約失序與神學審判語言相互連結，災難逐漸成為結構性的歷史現象。
（三）第二聖殿末期的災難集中化與歷史臨界點
至第二聖殿末期、耶穌（公元前5-後33年）與施洗約翰（公元前6/5-後30年）活動前後，災難模式進一步轉為漸增並伴隨局部暴增，人為與自然災害在短時間內高度集中，尤以公元七十年前後的猶太戰爭與耶路撒冷毀滅為代表，其傷亡規模達數十萬之譜，形成歷史與神學意義上的臨界點。
從施洗約翰（希臘文：Ioannou tou
baptistou；希伯來文：Yochanan ha’matbil）事工開始，天國（希臘文：basileia ton ouranon；希伯來文：malchut
ha’shomayim）便面臨強烈的屬靈攻擊，正如耶穌所言：「從施洗約翰的日子到今日，天國受到強者奪取」（馬太福音 11:12）。這段經文強調天國在地上受攻擊的現實，暗示撒但與邪惡勢力在歷史進程中對救贖秩序的持續干擾。
耶穌在向門徒講論時指出：「我看見撒但（希臘文：Satanan；希伯來文：HaSatan）從天上（ouranou / shomayim）墜落，像閃電（astrapen）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exousian / koach, samchut）可以踐踏蛇（opheon / nachashim）和蠍子（skorpion / akabim），又勝過仇敵（echthrou / ha’oyev）的一切能力（dunamin / koach）；然而，不要因靈（pneumata / ruchot）服了你們就歡喜，而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ouranois / shomayim）歡喜」（路加福音 10:18–20）。此言不僅揭示撒但權勢的崩解，也賦予信徒參與屬靈戰爭、並在地上踐行權柄的神學意涵。
在馬太福音 12章28–29 節中，耶穌指出：「我若靠著上帝的靈趕鬼，那麼，上帝的國就已臨到你們了。
人怎能進壯士家裏搶奪他的東西呢？除非先綁住那壯士，否則無法搶奪他的家。」此經文暗示撒但的權勢正在被限制，地上的屬靈勢力逐漸轉移至神國的掌控之下。耶穌的趕鬼行動象徵天國權柄在地上的實際運行，而「壯士被綑綁」則可被理解為撒但或邪惡勢力在耶穌事工中遭受權柄削弱甚至地上墜落的象徵性表述。從神學角度來看，這段經文與〈路加福音〉 10章18 節的「我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形成呼應，兩者共同描繪撒但權勢在耶穌時代受到挑戰、逐步失位的歷史—神學過程。換言之，〈馬太福音〉 12章28–29 節不僅呈現天國開始在地上實際顯現，也提供經文本身對撒但墜落與地上權勢加劇的證據，說明耶穌事工開展期間屬靈戰爭與地上災難之間的關聯性。
此外，《聖經》中還有隱喻性與後期神學附會的記載，例如〈以賽亞書 〉14章12–15 節與〈以西結書 〉28章12–17節，多數現代《聖經》學者認為此原為針對巴比倫王與推羅王的政治—詩性諷刺文本；然而，自第三世紀起，教父如俄利根、特土良、奧古斯丁與耶柔米，逐漸將其重新詮釋為描述撒但因驕傲而自天墜落的宇宙性原型（Blenkinsopp, 2000[1]; Block, 1997[2]; Pagels, 1995[3]）。這說明「撒但墜落」的概念並非單一事件，而是神學上對屬靈權柄轉移與地上混亂加劇的綜合表述。正如〈羅馬書〉 8章22節 所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災難成為歷史中秩序失衡的可感知徵象，而非自然事件的直接因果結果。
（四）《啟示錄》中的極限災難與宇宙性審判圖像
啟示錄進一步描繪天上的屬靈爭戰與撒但的最終墜落：「天上就有了爭戰（希臘文：polemos；希伯來文：milchamah）；米迦勒（Michael / Mikhael）和他的使者（aggeloi / malachim）與龍（ho drakon / nachash）爭戰，龍和牠的使者也起來應戰，但都被打敗，天上再也沒有牠們的地方。大龍（ho drakon ho megas / nachash）就是那古蛇（ho ophis / nakash ha’kadmoni），名叫魔鬼（diabolos / malshin），又叫撒但（ho Satanas / haSatan），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啟示錄 12:7–9）。此經文與舊約中撒但作為控告者的形象形成對比，呈現撒但從天上至地上的角色轉換，以及屬靈權柄向信徒與天使的轉移。
最終，在〈啟示錄〉的末世象徵敘事中，災難被描繪為高度集中、全面擴散且強度極大的極限狀態。透過七印、七號、七碗等結構性重複的審判循環，經文呈現出超越具體歷史事件的宇宙性審判圖像，指向時間秩序與受造界的終極轉折，並將前述歷史災難的發展推向神學上的完成(表一)。
表一、聖經敘事中災難密度的象徵性演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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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災難模式 |
人為災難頻率 / 年 |
人為災難強度 |
自然災難頻率 / 年 |
自然災難強度 |
傷亡人數 / 年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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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前期 |
偶發 |
1–2 / 100 年 |
小–中 |
1 / 100 年 |
小–中 |
低 |
大洪水為極端事件，其他多局部災難 |
|
舊約後期 |
累積升高 |
5–10 / 100 年 |
中 |
2–5 / 100 年 |
小–中 |
中 |
王國戰爭與飢荒頻繁，災難規模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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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施洗約翰前後 |
漸增 + 局部暴增 |
10–20 / 50 年 |
中–大 |
5–10 / 50 年 |
中 |
高 |
猶太戰爭、公元70年災難集中，部分事件死亡數十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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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象徵（啟示錄） |
集中暴增 |
高密度集中 |
大 |
高密度集中 |
大 |
極高 |
七印、七號、七碗災禍象徵極端災難，影響全域 |
從《聖經》文本的整體敘事來看，「天國的戰爭」與歷史中災難的加劇並非以直接的物理因果關係被連結，而是透過一種神學性的結構對應被呈現。《聖經》並未主張屬靈衝突在自然層面上直接引發地震、饑荒或戰爭等具體事件；相反地，災難在經文中多被理解為在既有自然與人類歷史機制中發生。然而，當比較聖經對屬靈戰爭的展開（如馬太福音 11章12節；以弗所書 6章12節；啟示錄
12 章）與對歷史災難密集出現的描寫時，可以觀察到一種明顯的敘事同步性：隨著天國與敵對勢力的衝突進入歷史場域，世界秩序被描繪為愈發動盪，災難不再只是零星或例外事件，而是逐漸呈現出集中化、結構化與常態化的特徵。這種敘事策略顯示，《聖經》關注的並非災難的自然成因，而是災難在神學層面上所象徵的意義，即受造界在終末張力中的失衡狀態。正如保羅在〈羅馬書〉 8章22 節所言，「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災難成為一種可感知的歷史表徵，指向天國戰爭所揭示的宇宙性衝突與秩序破裂，而非對具體受害者的道德評判或對自然現象的超自然化解釋。
現代全球天然與人為災害的發生具有高度頻率與顯著影響性。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報告，每年全球約有 400 起重大自然災害事件 發生，這些災害伴隨著與人類活動相關的緊急事件，例如武裝衝突與工業事故，共同對全球數億人的健康與生活造成影響（Waldman, 2024[4]）。長期統計資料顯示，自1900年以來，全球已記錄超過 26,700 起自然與技術性災害事件，其中自然災害佔約 69%，人為或技術性災害佔約 31%（Preprints.org,
2025[5]）。以2023年為例，緊急事件資料庫（EM-DAT）記錄全球共有 399 件自然相關災害，造成 86,473 人死亡，且影響人口超過 93 百萬人，顯示出災害在全球範圍內造成重大生命與社會經濟後果（CRED, 2024[6]）。此外，世界氣象組織指出，在過去50年中，每日平均有一起與氣候、天氣、水相關的災害發生，突顯出全球災害頻率上升的趨勢，儘管由於預警與應對措施的改善，死亡人數已相對減少（WMO, 2021[7]）。總體而言，這些統計資料表明，現代社會面對的災害事件既頻繁又多樣，不僅包括自然現象，也涵蓋了與社會結構與技術系統相關的重大事故，形成一個高頻率與廣泛影響的災害圖像(表二)。
表二、聖經時期災難模型 vs 現代可觀測災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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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模型 |
災難特徵（神學象徵） |
實際可對應的現代數據量級 |
|
舊約前期（創世—族長） |
偶發、局部、非結構性極端事件為一次性（洪水） |
無可比資料（前現代）→ 類似 低人口、低紀錄社會 |
|
舊約後期（王國—先知） |
災難累積升高戰爭＋饑荒＋瘟疫結構化 |
類似 前工業帝國時期：戰爭＋飢荒主導，死亡集中於少數事件 |
|
施洗約翰—耶穌時代（約主後 0–70） |
漸增 + 局部暴增災難高度集中於短時間 |
類似 20 世紀世界大戰型態：短時間高密度死亡（千萬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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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象徵（啟示錄） |
高密度、全域性、系統性崩壞 |
現代全球災害特徵：每年 300–500 起自然災害，人為災害佔約 30% |
若以現代天然與人為災害的實際調查作為參照，則聖經中自施洗約翰與耶穌時代開始所描繪的「災難加速」並非單純象徵修辭，而是一種對歷史災難密度與結構性衝突提升的神學詮釋。〈馬太福音〉 11章12節 可被理解為天國與敵對勢力全面進入歷史場域的轉折點，其後的災難不再是零星事件，而是呈現出集中、疊加與全域化的特徵。
三、第二聖殿末期災難集中化的考古與歷史證據
（一）考古學證據：集中化的破壞與戰役痕跡
學術考古發掘揭示了 羅馬軍隊在第一猶太戰爭（公元 66–70 CE）中對耶路撒冷的系統性進攻。在耶路撒冷俄羅斯區（Russian
Compound）出土的戰鬥層中，發現大量 ballista（投石機）投射石與武器殘存，這些物質文化證據與約瑟夫斯（Josephus）《猶太戰爭》的記述相一致，顯示羅馬軍隊在城市防禦工事如第三城牆處進行了長時間、密集的攻擊，最終突破防線並導致聖殿區的毀滅，此類實物證據表明
災難事件不是單一偶發事件，而是 戰爭結構性衝突累積的結果，標誌著第二聖殿末期災難的集中發生（Arbiv,
2023）[8]。
（二）城市毀滅與火災痕跡：家庭遺址的直接證據
在耶路撒冷猶太區（Jewish
Quarter）發掘出的 Burnt House（焚毀的房屋） 是 第二聖殿時期普通住宅在羅馬圍攻下被焚毀的典型實例。此房屋結構經歷了猛烈且瞬間的火災災難，層位中保留了厚重的
灰燼、燒焦牆面以及倒塌的木梁，顯示火勢的猛烈程度與終結性破壞（Wikipedia, 2025[9]）。此外，此遺址被認為可能屬於當時的祭司家庭（Kathros 家族），因為發現了刻有 “Bar Kathros” 名字的石質秤重器，顯示在末期紛亂與戰事中
家庭居所遭遇突然毀滅（Madain Project, 2025）[10]。
（三）歷史事件與考古記錄的一致性
羅馬圍城與耶路撒冷被毀的事件，不僅在考古層位中留下了物質證據，也與文獻記載高度吻合。根據歷史與出土證據，耶路撒冷城牆、聖殿區以及民宅在同一年被焚燒與摧毀，顯示災難事件呈時間上高度集中化。這與《耶路撒冷圍城戰》描述一致，城市在戰鬥結束後幾乎被完全推毀（Siege of Jerusalem (70 CE), 2025）[11]。
（四）整合性分析：災難的歷史與神學臨界意義
綜合考古與歷史記錄，可以看出第二聖殿末期的災難事件具有以下特徵：
1.
戰爭性結構性破壞：羅馬軍隊的軍事攻勢在整個耶路撒冷範圍內造成大量戰鬥痕跡與毀壞痕跡，反映了社會與政治秩序的崩潰。
2.
城市層級的焚燒與毀滅：民宅（如 Burnt House）與公共建築在短時期內遭受大火，顯示災難的集中化與極端狀態。
3.
歷史與文本的相互驗證：古代文本與考古層位一致地顯示出城市被攻陷後無可逆轉的毀滅狀態。
因此，第二聖殿末期的災難集中化不僅是軍事事件的表現，亦是歷史與文化秩序轉折的重要證據，提供了在聖經神學研究與歷史學理解之間的堅實橋樑。
方法論上，本研究使用羅馬屬埃及的人口紙草文書作為 proxy population，以彌補猶太地區在此時期缺乏可用戶籍資料的問題。埃及文書的優勢在於其具高可得性與制度化的人口申報形式，可反映前工業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社會的典型人口結構。模型生命表（Coale–Demeny, 1983[12]）則提供必要的年齡別死亡水準以校正文書資料，使之得以應用於更廣泛的東地中海前現代社會。此方法並非旨在重建猶太地區的精確人口數值，而是提供具人口史合理性的比較框架。參考文獻同前。
表一、公元前 5 年至公元 33 年全世界人口年齡結構與死亡率模型（推估）
|
時期 |
年代（公元） |
猶太地區 |
全世界 |
||||
|
出生率 CBR (‰) |
死亡率 CDR (‰) |
自然成長率 (‰) |
出生率 (CBR) |
死亡率 (CDR) |
自然成長率 |
||
|
A |
前105 ～ 前5 |
平均 42.5‰（範圍 40–45） |
平均 41‰（範圍 38–44） |
平均 0.75‰（範圍 0–0.5） |
約 40–45‰ |
約 38–44‰ |
約 0–0.5‰ |
|
B |
前5 ～ 後33 |
平均 44‰（範圍 42–46） |
平均 44‰（範圍 42–46） |
約 0‰ 或負成長 |
約 42–46‰ |
約 42–46‰ |
約 0 或負成長 |
|
C |
後33 ～ 133 |
平均 42‰（範圍 40–44） |
平均 40.5‰（範圍 38–43） |
平均 1.5‰（範圍 0–0.5） |
約 40–44‰ |
約 38–43‰ |
約 0–0.5‰ |
若將公元前5–33年視為耶穌在世的歷史時段，並假設約公元30–33年間「撒但自天墜落」為一真實的屬靈事件，則其後公元34–84年間各年齡層死亡率呈現緩慢而結構性的下降，並不指向一種「邪惡被立即消除、世界瞬間改善」的歷史結果，反而更貼近新約所呈現的救贖時間觀。依據〈路加福音〉10章18節與啟示錄12章的脈絡，撒但的墜落首先意味著其在天庭中「控告者」與合法權柄地位的喪失，而非其在地上活動的即時終止；屬靈秩序的轉移先於歷史與生物層面的全面轉化。因此，死亡並未在復活事件後立即消失，卻顯示其統治力開始被削弱：嬰幼兒死亡率率先下降，成年與高齡族群的存活年齡逐步延後，呈現「死亡仍在，卻不再完全作王」的狀態。這種非斷裂式、非神蹟化的人口變化，反而與保羅所言「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哥林多前書15章26節）以及新約「已然卻未然」（already / not yet）的末世論結構高度一致，顯示救贖並非立即終結歷史，而是於歷史之中鬆動死亡權勢，為最終完成預留時間與張力。
四、結論
綜合前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1.
文本層面顯示，撒但在猶太及基督宗教的宇宙論中具有明確的「反創造」（de-creative）角色，其表現形式涵蓋疾病、死亡、混亂、衝突以及秩序解構等語義範疇。
2.
歷史與人口資料顯示，耶穌所處的公元前5年至公元70年間的東地中海地區確實存在顯著的人口壓力、自然災害、瘟疫循環與政治暴力，其結果為死亡率增加、總人口停滯甚至在部分區段出現淨減損。
3.
科學層面不對屬靈因果做直接判斷，但確認災難、疾病與系統性破壞現象在自然與社會層面具有真實性與可觀察性，並可視為客觀事件。
4.
就哲學層面而言，在採取多層次因果（multi-level causation）或目的因與近因的分立模型下，撒但的「反創造」角色並不排斥自然因果鏈，而是提供一個更高階的詮釋框架，使自然災難與社會瓦解能被理解為具有意向性或非偶然性，而非單純無導向的自然過程。
5.
在此模型中，撒但的影響不是以取代自然律的方式呈現，而是透過擾動、利用或加劇既存系統脆弱性的方式發生（如政治、疾病、生態與社會結構），因而具備論理上的可行性。
基於以上三類證據與三層框架，若採用神學形上觀點，耶穌時代災難與人口減損現象可被理解為撒但勢力在歷史層面的介入效應；若採用科學自然觀點，則同一現象可被視為多個自然因素疊加的結果；若採用整合模型，則兩者具有非排除性，形成神學與科學之間最小張力的解讀方式，使撒但對地球災難與破壞性影響具備理論可論證之可能性。
[1] Blenkinsopp, J. (2000). Isaiah 1–39: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nchor Bible, Vol. 19, pp. 279–287). New York, NY: Doubleday.
[2] Block, D. I. (1997). The
book of Ezekiel: Chapters 25–48 (NICOT, pp. 95–111, esp. 100–104).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3] Pagels, E. (1995). The
origin of Satan (pp. 23–31, 64–70).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4] Waldman, R. (2024). Natural
and human-made disasters
(Chap. 22, p. 22). In CDC
Field Epidemiology Manual.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ttps://www.cdc.gov/field-epi-manual/php/chapters/natural-human-disasters.html
[5] Preprints.org. (2025). Geo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natural and man-made (technological) disasters (1900–2024).
[6]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2024). 2023 Disasters in numbers: A significant
year of disaster impact. （p. 3)
EM-DAT.
[7]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2021). Weather-related disasters increase over past 50 years,
causing more damage but fewer deaths (p. 15). https://public.wmo.int/media/news/weather-related-disasters-increase-over-past-50-years-causing-more-damage-fewer-deaths
[8] Arbiv, K. (2023). Evidence
of the Roman attack on the Third Wall of Jerusalem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Temple period. Atiqot, (111), 103–118.
[9] Burnt House. (2025). In Wikipedia.
Retrieved [dat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nt_House
[10] Madain Project. (2025). Burnt House (Jerusalem). Retrieved [date], from https://madainproject.com/burnt_house_%28jerusalem%29
[11] Siege of Jerusalem (70 CE). (2025). In Wikipedia. Retrieved [dat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ege_of_Jerusalem_%2870_CE%29
[12] Coale, A. J., & Demeny, P. (1983). Regional model life tables and stable populations (2nd ed.).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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