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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3日 星期五

人類行為與宇宙秩序——古代宗教傳統的比較研究

 

人類行為與宇宙秩序——古代宗教傳統的比較研究

摘要

在人類宗教與思想史中,一個反覆出現的重要觀念是:人類的道德行為會影響自然界乃至整個宇宙秩序。本文透過比較宗教學與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討這一思想在不同文明中的表現形式。首先分析《聖經》文本中關於人類罪惡影響土地與受造界的觀念,並追溯其在猶太拉比文獻與伊斯蘭經典中的延續。其次,本文比較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希臘與中國等古代文明中的相關思想,例如埃及的「Maʿat」、印度的「Dharma」以及中國的「天人感應」等概念。研究顯示,儘管各文明的神學與宇宙論存在差異,但普遍都將人類視為宇宙秩序的重要參與者。最後,本文亦討論這些古代思想與當代環境倫理之間的可能對話,指出在人類世與全球生態危機的背景下,古代文明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觀念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一、引言

在許多古代宗教與哲學傳統中,人類並非被視為自然界的一個普通成員,而是被認為在宇宙秩序中佔有特殊地位。因此,人類的行為——特別是道德行為——不僅影響社會秩序,也可能影響自然界與宇宙運行。

這種思想在《聖經》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創世記》記載人類犯罪後土地受到咒詛;先知書則將社會罪惡與生態衰敗聯繫起來;而《羅馬書》更進一步將整個受造界描述為因人類墮落而陷入敗壞之中。

然而,這種觀念並非僅存在於《聖經》傳統。在許多古代文明中,也能發現類似思想。例如埃及宗教中的宇宙秩序「Maʿat」、印度思想中的「Dharma」、以及中國哲學中的「天人感應」等概念,都反映出人類行為與宇宙秩序之間的關聯。

本文的目的在於透過比較宗教學的方法,探討這一思想在不同文明中的表現形式,並分析其背後所反映的宇宙觀與倫理觀。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比較文本研究(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is)的方法,透過分析不同文明的宗教與哲學文本,探討其中關於人類行為與宇宙秩序關係的觀念。

研究主要分為三個步驟:

1.    分析《聖經》文本中關於人類罪惡與自然秩序的敘述。

2.    探討這一思想在猶太拉比文獻與伊斯蘭傳統中的延續。

3.    與其他古代文明的思想進行比較,例如美索不達米亞神話、埃及宗教、印度法典、希臘哲學以及中國經典。

本文的目的並非主張這些文明具有相同的思想來源,而是試圖找出其中共同的概念模式。

三、討論

(一)聖經中的人類罪惡與自然秩序

《聖經》中多處經文表達人類罪惡對自然界的影響。例如:

1.《創世記》3章指出土地因人類犯罪而受到咒詛,並長出荊棘與蒺藜。

    《創世記》 記載在人類始祖亞當犯罪之後,上帝對亞當說:「土地(ha-adamah) 必因你的緣故受詛咒(arurah);你必終生勞苦 (itzavon) 才能從土地得吃的。土地必給你長出荊棘 (kotz) 和蒺藜(dardar) ……你本是塵土(aphar) ,仍要歸回塵土(aphar) 」(創 3:17–19)。

 

2.《何西阿書》則將社會罪惡與生態衰敗聯繫起來,描述土地悲哀、動物與魚類減少。

「因此,這地(ha-aretz) 悲哀,其上的居民、野地 ( sadeh ) 的走獸、天空 ( shomayim ) 的飛鳥都日趨衰微,海 ( yam ) 中的魚 ( dagim ) 也必消滅」(何西阿書 41–3節)

3.《利未記》進一步以擬人化方式描寫土地被罪惡玷污,甚至「吐出」其居民。

「在這一切的事上,你們都不可玷污(tamei) 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國(Goyim),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tamei)了自己。連地(ha-aretz) 也玷污 (tamei) 了,我懲罰那地的罪孽,地(ha-aretz) 就吐出它的居民來」(利未記 1824–25節)(圖一)

圖一、《利未記》18章24-25節記載「地的罪孽」



4. 而在《羅馬書》中,保羅將此思想擴展為宇宙論層面,指出整個受造界因人類墮落而陷入敗壞與痛苦之中。

受造之物(ktisis) 屈服在虛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ktisis) 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陣痛」(羅馬書 820–22節)

(二)亞伯拉罕宗教傳統中的發展

在後期猶太文獻中,類似思想仍然存在。例如:

1. 猶太次經《以斯拉四書》(公元90-100年成書)描述世界因罪惡增加而逐漸衰老。

《以斯拉四書》141017節:「這個世界已不再年輕,它正走向老年的階段。⋯⋯這世界越變得衰老,罪惡就越加在地上倍增起來。」[1] 

這頁手稿是 Mingana Syriac 11(1702 年) 的敘利亞文抄本,保存於英國伯明罕大學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它包含與 以斯拉啟示文學相關的文本,是研究《以斯拉四書》及其東方基督教傳承的重要手稿證據(圖二)

 

圖二、Mingana Syriac 11 敘利亞文手稿folio f.103r頁面(以斯拉四書14章10-12節(1702年)保存於英國伯明罕大學 Cadbury Research Library 的 Mingana Collection (epapers repository網站)



2. 塔木德文獻亦有將人類罪惡與旱災、瘟疫或其他災害相連的說法。

「當以色列作惡時,天就不降雨。」(Tannit 7b);

「某些罪會導致瘟疫、飢荒或地震。」(Shabbat 33a)

 

3. 伊斯蘭經典

《古蘭經》30章41節也指出:「敗壞已出現在陸地與海洋,這是由於人們雙手所行的;為的是使他們嘗到自己行為的一部分後果,也許他們會回頭。

人類的不義行為會破壞世界秩序,使自然與社會出現敗壞,而這些後果是對人的警告,使人悔改。

 這些文獻顯示,人類被視為宇宙秩序的重要參與者,其行為可能影響自然世界。

(三)其他古代文明的類似思想

1.在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吉爾伽美什史詩》記載眾神因人類混亂而降下洪水。

《吉爾伽美什史詩》(成書於公元前2100-前1200年) 描述眾神因人類的喧鬧與混亂而決定降下洪水毀滅世界,文本記載:「只因人類的喧譁打擾了他們的嘻戲和安眠,他們便在眾神會議上決議,要用大洪水淹死人類。」(Dalley, 2008;席,2023[2]《吉爾伽美什史詩》第十一塊泥板記載了古代近東最早的洪水敘事。泥板中,眾神因人類的喧鬧與行為破壞宇宙秩序而決定降下洪水毀滅世界,智慧神埃亞則警告烏巴爾圖圖之子,命他拆屋建造方舟以保存生命,並將所有生物帶入船中。(圖三);

圖三、Gilgamesh 史詩第十一塊泥板(圖片取自Wikipedia)



《埃努瑪·埃利什 》(Enuma Elish) 中,人類被創造是為了「承擔神的勞務」,維持神聖秩序與宇宙運作(Lambert, 2013[3]

2. 古埃及宗教中的「Maʿat」(真理女神)則象徵宇宙與社會的和諧秩序。

《埃及亡靈書》 成書於公元前1550–前1070年,但其內容可追溯到更早的金字塔文(pyramid texts;古王國時期/公元前2400-前2300年成書)與棺木文(Coffin texts; 中王國時期/公元前2100-前1600年成書)傳統——其中記載亡者必須在審判時宣告「我沒有犯罪、沒有偷竊、沒有使人受苦」,以證明自己維護了宇宙秩序 MaʿatFaulkner, 1994[4](圖四)

圖四、《阿蒙(Amon) 歌女瑙尼(Nauni)的亡靈書》(約公元前1050年,紙草畫)畫面呈現古埃及的生、死與來世場景。圖片 ©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3.印度思想中的「Dharma」被視為維持宇宙與社會秩序的基本法則。

《摩奴法典》 (manu-smriti ,成書於公元前2-後2世紀)中指出:「當君王依照法〔dharma〕治理時,四季正常、作物繁盛」(Olivelle, 2005[5]

4. 中國思想亦強調「天、地、人」三才結構,並發展出「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等宇宙觀,認為人類德行能影響天地之氣的運行。

例如:

1)先秦典籍 《管子》〈內業〉(成書於東周戰國中期公元前400-300年)則從「氣」的角度說明宇宙與人的連續性:「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圖五)人的內在力量(聖人之氣)藏於心中,不能靠暴力或外在手段控制,唯有靠 修養德行 才能安定與發揮它。此段將宇宙萬物、星辰、鬼神與人的精神都視為同一「氣」的不同表現形態,並指出唯有德行才能使此氣安定,意味著人的德行可以調和天地之氣(Roth, 1999[6])。

圖五、《管子》〈內業〉記載人的德行可以調和天地之氣



2)《周易》〈說卦傳〉(戰國晚期公元前4-3世紀成書)指出:「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此處將宇宙秩序分為「天、地、人」三才:天以陰陽為基本原理,地以柔剛為其性質,而人則以仁義作為其倫理原則。三者並列構成整體宇宙秩序,顯示人的道德行為被視為與天地運行相對應的一個重要維度(Lynn, 1994[7])。

3)漢代思想家董仲舒撰寫的《 春秋繁露》(西漢中期公元前2世紀成書)〈深察名號〉更明確提出「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強調天與人的關係是相通並互動的,人事與天道在運行上彼此影響、互相增益(Queen & Major, 2016[8])。

4《禮記》〈禮運〉(戰國晚期-西漢初期;公元前300-150年成書)所言:「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木、火、土、金、水)之秀氣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春、夏、秋、冬)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 (麟、鳳、龜、龍) 以為畜。」(圖六)此處將人描述為天地陰陽與五行精氣的結晶,並稱人為「天地之心」,顯示人在宇宙秩序中的核心地位(Legge, 1885/1967[9])。

圖六、《禮記》〈禮運〉記載人是「天地之心」



5. 祆教經典 《阿維斯陀》(Avesta) 最古老的詩篇《伽陀》(Gāthās,公元前1200-1000年成書)指出,人類必須在「真理」(Asha)與「謊言」(Druj)之間作出選擇,並認為這一選擇具有宇宙性的後果(Yasna 30.3–5),「藉著真理世界得以進展,藉著謊言世界走向毀滅)Boyce, 1975[10])。

6. 希臘哲學中,柏拉圖將正義理解為靈魂與城邦中的和諧秩序,並與宇宙秩序相互呼應。「正義就是各守其職,不干涉非己之事。當靈魂的各部分各司其職,靈魂便達到和諧;正如城邦在每個階級都履行其本分時,也就是正義之時。」(Republic, Book IV, 435a–b

《理想國 》將正義理解為一種能在靈魂與城邦中產生和諧的秩序,並以宇宙秩序作為類比,指出正義如同宇宙中的秩序與和諧(Plato, 2004[11])。

 

四、批判性討論

現代學術界對這些觀念存在不同解釋。

部分學者認為,這些文本主要是一種象徵性語言,用來強調道德秩序的重要性,而不應理解為自然現象的實際因果關係。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些觀念反映了古代文明的一種整體宇宙觀。在這種世界觀中,道德秩序、社會秩序與自然秩序被理解為同一宇宙結構的不同層面。

近年來,也有學者將這些思想與現代環境倫理聯繫起來,認為古代宗教文本所強調的人類責任,可能提供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關係的重要資源。

五、人類活動對地球系統的影響:現代科學證據

現代科學研究顯示,人類活動確實能在行星尺度上影響地球系統的運作。

(一)首先,大量燃燒化石燃料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如 二氧化碳甲烷等,已改變大氣的能量平衡,導致全球暖化與氣候系統變化;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的評估報告指出,人類活動是近代全球升溫的主要原因(IPCC, 2021[12])。

(二)人類的土地開發與棲地破壞使全球物種滅絕速度大幅提升,學界普遍認為地球正處於 第六次生物大滅絕 的過程之中(Ceballos et al., 2015[13])。

(三)人類工業活動亦改變了地球的 碳循環氮循環,例如合成氨技術使人為固定氮的總量已接近甚至超過自然生態系統的固定量(Steffen et al., 2015[14])。此外,塑膠沉積、核試驗放射性元素與大規模污染等人類活動,也正在地層中留下明顯標誌,因此部分學者提出地球已進入新的地質時代—— 人類世Crutzen, 2002[15])。

(四)最後,人類社會活動亦會影響微生物與病毒的演化與傳播,例如全球交通網絡促進病原體擴散,並在疫情事件中顯現出來,如 COVID-19 的全球大流行。綜合而言,現代科學已清楚顯示,人類行為不僅影響社會與環境,也能在氣候、生態、地球化學循環與生物演化等層面改變整個地球系統的運作(IPCC, 202115Steffen et al., 201514)。(圖七)

圖七、人類活動造成氣候變遷圖示



六、結論


古埃及葬祭文獻 Book of the Dead (亡靈書)記載死者之心要與 Ma'at 的羽毛稱重,象徵人若遵行真理與正義,便能進入永生;古印度 Rigveda(黎俱吠陀) 已呈現維繫宇宙秩序與人間行為相關的思想,後來發展為 Dharma;古伊朗《Avesta》(阿維斯陀)中的《Gathas》(迦薩經)提出 Asha 作為宇宙真理與秩序;中國《尚書》提出「天命」與「天道」主宰人間秩序;希臘哲學家 Heraclitus 提出 Logos (道)作為統攝宇宙的理性原則;其後在《約伯書》中提到上帝為天地設立定例,而人不能改變這些秩序;最後在 《羅馬書》 中,使徒 保羅指出受造界因人的罪而「一同歎息、勞苦」(羅馬書8章22節)。從這些不同文明的思想可以看到,不同文化雖各自發展,但普遍認為宇宙秩序與人的道德行為之間存在某種內在關聯。

      透過不同文明的宗教與哲學文本的比較,指出「人類行為影響宇宙秩序」是一個廣泛存在於古代思想中的觀念。儘管各文明在神學與宇宙論上存在差異,但普遍都將人類視為宇宙秩序的重要參與者。

現代科學對自然現象的解釋與古代宗教思想不同,但當代環境問題顯示,人類活動確實能夠深刻影響地球環境。從這一角度來看,古代文明關於人類與宇宙關係的思考,仍然具有值得重新理解與討論的意義。

 



[1] 黃春根(主編)。(2004)。基督教典外文獻:舊約篇(第五冊)。新北市:橄欖出版有限公司。pp. 447.

[2] Dalley, S. (2008). Myths from Mesopotamia: Creation, the flood, Gilgamesh, and others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8;席路德(2023).美索不達米亞神話:西方諸神的原鄉,大洪水、挪亞方舟、伊甸園的創世源頭。台北市: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pp. 183頁。

[3] Lambert, W. G. (2013). Babylonian creation myths. Eisenbrauns. p.57.

[4] Faulkner, R. O. (1994). The ancient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34.

[5] Olivelle, P. (2005). Manu’s code of law: A critical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ānava-Dharmaśāst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33.

[6] Roth, H. D. (1999). Original Tao: Inward training (Nei-ye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aoist mys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63.

[7] Lynn, R. J. (1994).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66.

[8] Queen, S., & Major, J. (2016).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Chunqiu fanlu of Dong Zhongshu.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59.

[9] Legge, J. (1967). The Li Ki (Book of Rites).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5), p.365.

[10] Boyce, M. (1975).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Vol. 1). Brill. p.27.

[11] Plato. (2004). Republic (C. D. C. Reeve, Trans.). Hackett. p.130.

[1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21). 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Ceballos, G., Ehrlich, P. R., Barnosky, A. D., García, A., Pringle, R. M., & Palmer, T. M. (2015). Accelerated modern human–induced species losses: Entering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 Science Advances, 1(5), e1400253.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400253

[14] Steffen, W., Richardson, K., Rockström, J., Cornell, S. E., Fetzer, I., Bennett, E. M., Biggs, R., Carpenter, S. R., De Vries, W., De Wit, C. A., Folke, C., Gerten, D., Heinke, J., Mace, G. M., Persson, L. M., Ramanathan, V., Reyers, B., & Sörlin, S. (2015).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Science, 347(622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9855

[15] Crutzen, P. J. (2002).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415(6867), 23. https://doi.org/10.1038/415023a


2026年3月7日 星期六

病原體是否為上帝所創造?——從古典神學到現代神義論的探討

 

病原體是否為上帝所創造?——從古典神學到現代神義論的探討


摘要

這篇文章探討了病原體是否屬於上帝創造的一部分,並試圖在古典基督教神學、現代神義論與科學理解之間尋求整合。文章指出,傳統基督教認為上帝所造萬物本善,惡只是善的缺失,因此病原體本身並非本質上的邪惡;同時,自然界遵循上帝設立的秩序,如四季、晝夜、天體運行等,疾病作為自然規律的一部分,也不意味創造者直接造出惡。然而,人類的墮落導致自然秩序受損,使痛苦、疾病與死亡進入歷史經驗。文章進一步分析了六種神學模型,從病原體創造時即存在、墮落後出現、自然法則副作用、靈界影響、宇宙墮落到痛苦作為教育或試煉,各自與聖經傳統和科學證據存在不同程度的張力。結論認為,病原體可能是創造秩序的一部分,但其破壞性不等於本質邪惡,自然法則允許痛苦與不完美在歷史中顯現,不同神學傳統提供了多樣解釋,沒有單一一致的答案。

一、上帝創造與受造界的本善

(一) 從無中創造與受造界的本體地位

在傳統基督宗教神學中,上帝被理解為「從無中創造」(creatio ex nihilo)的絕對本源,此觀念奠基於《創世記》的創造敘事:「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創世紀1章1節。古典神學家一致認為,凡存在者皆屬受造界,不存在獨立於上帝之外的實體(Augustine, 1998[1])。

(二) 惡作為善的缺失:奧古斯丁的觀點

羅馬帝國北非行省人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 在《懺悔錄》中指出,上帝所造的一切在本體上都是善的,惡並非實體,而是善的缺失(privatio boniAugustine, 1998[2])。這是從古典自然神學中的自然秩序模型中存在論(ontology)的角度回答「為什麼良善的上帝允許讓病原體造成人類疾病和死亡」的問題。

(三) 阿奎那的形上學詮釋

同樣地,中世紀義大利神學家 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公元1225-1274年) 在《神學大全》中明確表示:「惡並非一種本質,而是應有之善的缺乏」Aquinas, 1947[3])。在其亞里士多德式形上學框架中,存在本身即是善,因此任何存在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善的;所謂的惡,只是某種應有的完善或秩序未能實現。

(四) 病原體與受造界的神學定位

目前科學已證實的病原體包括原生動物(protozoa)、蠕蟲(helminths)、普里昂(prions)、病毒(virus)、真菌(fungi)與藻類(algae)、分枝桿菌(mycobacteria)、細菌(bacteria)、噬菌體(bacteriophages)和小環狀病毒(viroids)等多類型(圖一)。在一神論的神學框架下,這些病原體必然屬於受造界的一部分;其存在本身不構成本體性的邪惡,而只是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疾病或破壞性的效果,則可被理解為某種秩序的失衡或善的缺失,而非一個與上帝創造相對立的獨立惡性實體。

圖一、病原體的類型(Onodera et al., 2011; Journal of Infection and Chemotherapy, 17卷6號第 769–778頁



二、自然秩序的聖經表述

在基督宗教的宇宙觀中,受造界本質上是良善的,依照上帝所設立的秩序運行,呈現穩定而可預期的規律性。

(一)天文和時間的秩序


1. 在 《創世紀》1章14-15節 中,上帝設立天上的光體作為記號,用以區分節期、日子與年歲,

「上帝說:「天上(rakia) 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它們作記號 ( otot ),定季節( moadim)、日子(yamin)、年份(shanim),它們要在天空(rakia) 發光,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創世記‬ ‭1章14‬-15節)
2. 而 《詩篇》104章19節 則指出月亮被造來定節令,日頭知道何時沉落。

「你安置月亮(yariach) 以定季節(moadim), 太陽(shemesh) 自知沉落。」(詩篇‬ ‭104章19‬ 節‭)

這些經文表明,天體運行與時間計算並非偶然,而是受造界中被設立的基本秩序,使人類能夠在穩定的時間結構中生活與耕作。 

(二)自然循環和生態的的秩序

1.  《創世紀》描繪四季更替、晝夜循環的自然現象,反映上帝創造秩序的持續運作。

《創世記》 822指出:「地還存留的時候,撒種、收割、寒暑、冬夏、晝夜都永不停息。」

2.《傳道書》1章5–7節也描述太陽升落、風向旋轉與江河入海的循環過程,象徵整個受造界按照固定規律運行。

傳道書 》15–7節:太陽上升,太陽下落, 急歸所出之地。 風往南颳,又向北轉, 不停旋轉,繞回原路。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 江河從何處流,仍歸回原處。」

(三)自然界的界限和結構


最後,天地的定例亦指自然界被設定的界限與穩定結構,例如:

1. 海洋與陸地的邊界;在 《耶利米書》 5章22 節中,上帝宣告祂以沙作為海的界限,使海水不得越過,


「你們難道不懼怕我嗎? 在我面前還不戰兢嗎? 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以沙(chol) 為海(yam) 的界限, 作永遠的條例(chok olam),使它不得越過。 波浪洶湧,卻不能勝過; 怒濤澎湃,仍無法越過。」(耶利米書‬ ‭5章22節);

2. 而 《約伯記》38章8–11 節則描述上帝為海水劃定範圍並立定界限。


「當海水(yam) 衝出,如出母胎, 誰用門(rekhem) 將它關閉呢? 是我用雲彩(anan) 當海的衣服, 用幽暗當包裹它的布, 為它定界限, 又安門和閂(dlatot), 說:『你只可到這裏,不可越過; 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約伯記‬ ‭38:8-11節)

這些經文表明海、陸的分界與自然環境的穩定性並非偶然,而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四)天地運行的定例與宇宙結構

1. 在《耶利米書》33章25節中,上帝提到「白日和黑夜之約」以及「天地的定例」,顯示晝夜循環與宇宙運行具有被立定的法則。強調宇宙運行遵循固定秩序,一旦這秩序失衡,地上的生命與社會也將受到影響。

《耶利米書》 3325進一步說明:「耶和華如此說:除非我沒有立白日[和]黑夜(yoman va-lailah) 之約(brit ),也未曾立定天和地(shomayim va-aretz)的定例 (chukkot),否則我不會棄絕雅各(Yaakov) 的後裔和我僕人大衛(Dovid) 的後裔。」

「白日[和]黑夜之約」指的是地球自轉造成的日夜循環,中國的《周易》《〈繫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莊子》〈知北遊〉:「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道德經》40: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都有日夜循環的涵意。

 2. 但以理書》說「天掌權」(shemaya shalletin),強調諸天是統治者,上層掌控地上的國家、王權與事件,彰顯神授秩序的至高性。

《但以理書》4章26節:「這使樹的殘幹存留的命令,是要等你知道天在掌權(亞蘭文譯音:shemaya shalletin),你的國必定歸你。」;

3. 約伯記談到「天的定律」(chukkot shamayim),指出天象、星宿與自然循環不僅是物理現象,更是一種神聖設計,使地上的季節、農作、氣候循環得以運行。


《約伯記 》3833:「你知道天(shomayim) 的定律(chukkot) 嗎?你能使地(ha-aretz) 歸其權下嗎?」; 

       綜合這三處經文,我們可看到希伯來思想中的宇宙秩序神學:天既為神的權能所運作,其秩序自然治理地上的萬物,使時間、氣候、農業與政治皆在神設的定律之下運行,呈現一個「天上規則決定地上秩序」的整體宇宙觀。(圖二)在基督宗教神學傳統中,「天地的定例」被視為上帝所設立的宇宙秩序,其本質是善且穩定的。

圖二、描繪《創世紀》1章1節的繪圖(圖片取自Bible art網站)

三、人類的墮落造成宇宙秩序的破壞

(一)奧古斯丁的

1. 羅馬帝國北非行省人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認為,受造界本善,人類的墮落使罪進入世界,但自然秩序本身並不會徹底改變;痛苦、疾病與死亡等現象,是墮落之後秩序偏離神旨意的結果,而非宇宙秩序本身的毀壞(Augustine, 1998[4])。

(二) 阿奎那

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則進一步指出,自然法則反映上帝的智慧,墮落影響了受造界的運作,使歷史中出現痛苦與勞苦,但物理秩序如晝夜、四季仍然存在,其形式並未消失(Aquinas, 1947[5])。

(三)現代神學家

進入現代神學,以英國物理學家、神學家、聖公會神父——波爾金霍恩(Polkinghorne,公元1930-2021年) 與法國耶穌會神父、古生物學家——德·夏爾丹(de Chardin,公元1881-1955年) 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上帝創造的是一個具有自由過程的宇宙,包含隨機性、突變與演化過程;雖然墮落仍對歷史經驗造成影響,使人類面臨痛苦與疾病,但自然法則持續運作,病原體既具有破壞性,也可能促進演化與基因多樣性,凸顯宇宙秩序在自由演化中的持續存在(Polkinghorne, 1998[6]; Teilhard de Chardin, 1959[7]; Koonin, 2011[8])。

綜合而言,無論古典或現代神學都認為,「天地的定例」本身不會因墮落而消失,但墮落使自然法則在歷史經驗中呈現痛苦與失衡,這一理解為基督宗教的自然神學與病理觀提供了理論框架。「天地的定例」指向自然界秩序的神學根源——即宇宙規律是上帝主權下的產物,而非自動生成。 

這些經文共同呈現一種觀念:自然法則並非自發生成,而是受造界在神主權之下持續運作的秩序。

四、人類墮落與受造秩序的敗壞

(一)人類自由意志與墮落的起源

      人類被賦予自由意志,本應在此秩序中與上帝保持正確的關係。然而,人類濫用自由而犯罪,使原本的創造秩序遭到破壞,這一事件被稱為「墮落」(圖三)。自此之後,世界不再保持原初的完滿狀態,而進入一種敗壞與失衡的境況:痛苦、勞苦、疾病與死亡成為受造界普遍的經驗。於是,現今世界所呈現的種種缺陷與苦難,並非源於創造本身的惡,而是人類犯罪之後整個受造秩序陷入墮落狀態的結果。

圖三、夏娃將禁果遞給亞當(圖片取自AGO網站)



(二)墮落對自然秩序的影響

 

然而,聖經同時揭示自然秩序受到人類道德行為的影響。
1.《創世記》第3章記載人類犯罪後,墮落進入世界:土地受咒詛、痛苦與死亡開始普遍出現(創世記 317節)(圖四)。

圖四、《創世紀》第三章記載上帝對犯下偷吃智慧果罪的亞當下了重大的宣判(圖片為《聖經和合本修訂版》掃描圖)



2. 在《新約聖經》〈羅馬書〉 820–22中,也提到「因為受造之物(ktisis/ HaBriah) 屈服在虛空(mataioteti/ hevel ) 之下,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dia ton hypotaxanta) 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tikvah) 敗壞的轄制 (douleia tes phthoras/ avdut ha-raqav ) 下得釋放,得享上帝兒女(teknon tou theou/ Bnei HaElohim) 榮耀的自由。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括號內希臘文/希伯來文譯音),這段經文顯示整個受造界因人類墮落而陷入敗壞狀態(圖五)。由此可見,聖經的「自然法則」並非自主運行的規律,而是上帝所立、依其秩序持續運作的法則;而墮落與罪則使這些秩序在歷史現實中呈現痛苦與失衡的現象。

圖五、《羅馬書》8章記載受造物受到敗壞的轄制



 

五、病原體與自然惡問題

病毒與病原體的存在屬於「自然惡」(natural evil)的範疇。當代哲學神學家如 阿爾文·普蘭丁格 提出自由意志辯護(free will defense),認為自然界的規律性與自由度可能是更大善的必要條件(Plantinga, 1974[9])。

六、自然神學與演化視角

隨著現代生物學與演化理論的發展,部分自然神學家(natural theologists) 嘗試從演化宇宙的角度重新理解自然惡與病原體的存在。

(一)上帝創造的自由過程

約翰·波爾金霍恩 主張,上帝創造的是一個具有「自由過程」的宇宙,而非機械式完成品(Polkinghorne, 1998[10])。在此框架下,自然界包含隨機性、突變與選擇,顯示受造界具有開放性與動態性。

(二)宇宙演化與意識發展

同樣地,耶穌會神學家皮埃爾··夏爾丹(Chardin )將演化理解為宇宙朝向複雜與意識發展的動態歷程(Teilhard de Chardin, 1959[11])。在這種觀點下,病毒與細菌可以被視為演化過程中的產物,而非創造之外的存在。它們是生物多樣性與生命進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病原體的建設性與破壞性

現代生物學亦指出,病毒在基因轉移與演化創新中具有關鍵角色(Koonin, 2011[12])。水平基因轉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透過轉化 (transformation) 、轉導 (transduction) 與接合 (conjugation) 等途徑,促進基因(gene) 在不同生物間的快速傳播,推動抗性獲得、功能創新與基因組可塑性,成為微生物演化的重要驅動力(圖六)。其破壞性與建設性往往並存。它們既能造成疾病,也能促進基因多樣性與生態平衡,其破壞性與建設性往往並存,反映了自然界的複雜性與演化智慧。

圖六、水平基因轉移及其進化後果 (圖片取自Good et al., 2025,發表在Trends in Microbiology33卷853-865頁)



 

七、創造之外的可能性與一神論的拒絕

(一)創造之外的可能性與二元論問題

若主張病原體來自「創造之外」,則勢必導向某種宇宙二元論,即存在與上帝並列的第二本源。這種觀點在早期的 諾斯底主義 中曾出現,其認為物質世界並非至高神所創,而是由次級造物主形成(Pagels, 1979)[13]。 然而,此立場在正統基督宗教傳統中被拒絕,因其削弱了上帝的全能與主權。因此,在一神論框架內,「創造之外的生命形式」在邏輯上難以成立。

(二)猶太教與伊斯蘭觀點

1. 在 猶太教傳統中,上帝被稱為「創造萬物者」(creator of all)。中世紀哲學家如邁蒙尼德 強調,上帝是唯一必然存在者,其餘皆為依賴性存在(Maimonides, 1963[14])。

2. 在 伊斯蘭教 中,《古蘭經》亦宣稱真主為「萬物的創造者」(Qur'an 39:62)。疾病有時被理解為試煉,而非獨立邪惡實體(Rahman, 1980[15])。

綜合來看,基督宗教神學中自然秩序與墮落是兩個層次:自然秩序代表創造本身的秩序性與善性,而墮落代表對這一秩序的偏離與破壞。疾病、痛苦和死亡並非自然法則本身,而是墮落後世界受罪影響的結果。這種二分觀念為後世神學與自然哲學提供了理解自然規律與歷史苦難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

八、病原體來源的六種基督教神學模型:教派、神學家及其與科學與聖經的張力

基督教神學對「病原體是否為上帝所造,以及其與人類墮落的關係」並沒有單一一致的答案。不同教派與神學家根據各自的聖經詮釋、神學前提與對自然科學的態度,提出了不同模型。大致而言,可以歸納為六種主要理解。(表一)

(一)病原體在創造時即存在模型

此觀點假設上帝在創造世界時建立了一個完整且良善的自然系統,其中微生物原本具有正常的生態功能,例如分解有機物與維持生態循環,並非為了造成疾病而被造。病原體可能在創造時已存在,但其致病性是在墮落之後,由於自然秩序某種程度的失衡而顯現。許多接受科學研究成果的神學家傾向於此立場,例如 :

1. Polkinghorne 認為,上帝創造的是一個具有內在發展能力的宇宙,而自然過程中可能包含痛苦與風險(Polkinghorne, 1998[16])。

2.新約學者 Wright 也指出,《創世記》中的「死亡因罪而來」主要關涉人類與上帝關係的破裂,而不必然指整個生物界在亞當之前完全沒有死亡(Wright, 2013[17])。

3. 這一模型與現代科學的衝突較小,但需要重新詮釋某些經文,例如:

《哥林多前書》 15章56節「死亡(thanatou/mavet ) 的毒刺 (kentron/ devarekha) 就是罪(hamartias/ chet),罪(hamartias/chet) 的權勢(dunamis/ koach) 就是律法(nomos/ chukkat)。」。

這段話應該是來自於《何西阿書》:

「我必救贖他們脫離陰間(sheol), 救贖他們脫離死亡(mavet)。 死亡(mavet) 啊,你的災害(dever) 在哪裏? 陰間(sheol) 哪,你的毀滅在哪裏? 憐憫必從我眼前消逝。」(何西阿書‬ ‭13章14‬節)

在《何西阿書》裡面並沒有「死亡的毒刺」用語,而是保羅看到《七十士譯本》的翻譯:

死亡(thanate) 啊,你的審判(he-dike) 在哪裡?陰間(hade) 啊,你的毒刺(to kentron) 在哪裡?」

4. 那麼「罪導致死亡」在神學來自於哪裡呢?「罪導致死亡」的神學觀並非始於新約,而是在猶太宗教思想中逐步形成的。其最早的根源可追溯至 《創世紀》 的伊甸敘事,上帝對亞當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17),由此建立了違背上帝命令與死亡之間的關聯。不過,在敘事本身中,亞當並未立即死亡,而是進入一種必死的處境,因此最初的觀念更接近「罪使人類成為必死的存在」。

5. 到了智慧文學時期,這一觀念逐漸被倫理化,例如在 《箴言》中的描述,惡人的道路通向死亡,而義人的道路通向生命,強調惡行最終帶來毀滅。

6. 進入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思想開始將此觀念進一步宇宙化,例如次經 《所羅門的智慧》提出「上帝造人原是不死的……但因魔鬼的嫉妒,死亡進入世界」(智2:23–24),首次明確將死亡視為因罪而進入世界的現象。

7. 到了新約時期,保羅書信 在《羅馬書》與 《哥林多前書》中將這一思想系統化,提出「罪是從一人進入世界,死又從罪來的」(羅5章12節),從而形成了「罪 → 死亡」的完整救贖歷史框架。

(二)墮落後才出現病原體模型

此模型的前提是假定《創世記》所描述的原初創造既然被稱為「甚好」,就不應包含死亡、寄生或疾病。因此病毒、寄生蟲與其他病原體被認為是在亞當犯罪之後才出現,或是因神的咒詛而產生。

1.年輕地球創造論者常採取這一立場,例如美國哲學家 Morris (公元1901-1979年)認為所有破壞性自然現象都是墮落之後才進入世界(Morris, 1976[18])。

2.同樣地,澳洲基督教護教家Ham(公元1951-迄今) 也主張原初創造中不存在死亡或疾病,而寄生與病原體是在罪之後才出現的現象(Ham, 2012[19])。

此觀點與某些聖經經文的傳統理解相符,例如 《羅馬書》512節:「為此,正如罪是從一人(亞當)進入世界,死又從罪而來,於是死就臨到所有的人,因為人人都犯了罪。」(RCUV但與古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證據存在顯著衝突。

(三)疾病是自然法則副作用

此觀點認為,上帝創造的是一個具有穩定自然法則的宇宙,而自然法則是科學、秩序與人類自由行動的前提。在這樣的宇宙中,疾病可能是自然過程(例如突變、演化與生態競爭)的副產物。

1. 美國哲學神學家 Alvin Plantinga(公元1932年-迄今) 在討論自然惡時提出,如果世界具有穩定自然規律,那麼某些痛苦與災害在邏輯上是可能且不可避免的(Plantinga, 1974[20])。

2. 英國物理學家兼神學家 John Polkinghorne (公元1930-2021年)也強調自然界的「自由過程」(free process)可能導致痛苦與混亂(Polkinghorne, 1998[21])。

此模型與科學證據基本一致,但需要重新解釋「死亡從罪而來」的神學意義。

(四)靈界影響說

此觀點假設物質世界與靈界之間存在互動,疾病有時可能與邪靈或屬靈力量相關。例如

 1. 《路加福音》 1316 節提到一名婦女被撒但捆綁十八年。早期教父如—— 羅馬帝國希臘化埃及的教父——Origen (公元185-254年)曾認為某些疾病與靈界力量有關(Origen, trans. 1953[22]);

2.  ——羅馬帝國非洲行省迦太基的拉丁教父——Tertullian(公元155-240年) 也在論及靈魂與疾病時提到邪靈的可能影響(Tertullian, trans. 1956[23])。

3. 在現代,這種理解多見於五旬節派與靈恩派的牧養與治療實踐中。儘管如此,現代醫學與微生物學並未發現疾病與靈界因素之間的可驗證關聯。

(五)宇宙墮落說

這一模型認為人類的犯罪不僅影響人類本身,也導致整個宇宙秩序的敗壞。此觀點常引用《羅馬書》 820–22 節所說「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

1.荷蘭改革宗神學家 Herman Bavinck (公元1854-1951年)在其系統神學中指出,人類墮落對整個受造界產生了宇宙性的影響(Bavinck, 2004[24])。(圖七)

圖七、創造與逐出伊甸園(圖片取自Wikipedia網站)



2.同樣地,荷蘭裔美國改革宗神學家Cornelius Van Til (公元1895-1986年)也強調墮落對整個宇宙秩序的破壞性後果(Van Til, 1978[25])。

此模型試圖維持聖經敘事的宇宙性意義,但與古生物學所顯示的「捕食與疾病在人類出現前已存在」的證據之間存在時間順序上的張力。

(六)教育或試煉模型

此觀點強調苦難在神的計畫中具有屬靈意義,例如培養人的信心、忍耐或謙卑。

1.聖經中的《約伯記》與 《雅各書》 常被用來支持這種理解。早期教父 Irenaeus (公元130-202年)提出「靈魂塑造」思想,認為人類在歷史過程中透過試煉逐漸成熟(Irenaeus, trans. 1992[26])。

2.近代英國哲學家 John Hick (公元1922-2012年)進一步發展為「靈魂塑造神義論」,主張苦難與挑戰是人格成長的環境(Hick, 1978[27])。

由於科學只能解釋疾病的生物機制,而無法驗證其神學目的,因此此模型在科學上不可檢驗,但在神學上可能與「死亡是罪的結果」的直接因果敘述形成某種張力。

表一、基督教神學對病原體起源的六種模型及其前提假設、代表神學家與與科學及聖經的張力

模型

前提假設

核心觀點

病原體何時出現

疾病原因

代表思想

與當前科學證據矛盾之處

與聖經可能矛盾之處

1 創造時即存在

上帝創造的自然系統本身完整且良善,微生物具有生態功能

微生物原本是生態系的一部分,並非為致病而造

創造時

人類墮落後生態失衡使其致病

多數當代神學

與科學衝突較小,但「墮落導致致病化」缺乏直接生物證據(1

若病原體在創造時就存在,可能與「死亡由罪而來」(如 哥林多前書 15:56 的傳統解讀)形成張力(3

2 墮落後才出現

「甚好」的創造不包含死亡、寄生或疾病

病毒與寄生生物是罪後的新事物

人類犯罪後

神的咒詛或審判

年輕地球創造論

化石與分子生物學顯示寄生蟲與病毒遠早於人類存在(5

與多數經文一致,但難解釋創造敘事未提到新增生物類群(5

3 自然法則副作用

穩定自然法則是可預測宇宙的前提

疾病是自然法則運作副產物

創造時

突變、演化與生態競爭

Alvin Plantinga 等哲學神學

與科學基本一致(1

若疾病與死亡本來就存在,則「死亡因罪而來」(羅馬書 5:12 的常見解讀)需要重新詮釋(5

4 靈界影響說

物質世界與靈界互動

疾病可能與邪靈活動相關

原本存在

邪靈利用自然媒介造成疾病

早期教父、部分靈恩派

醫學沒有證據支持靈界致病(2

與部分經文相符(如 路加福音 13:16),但無法解釋聖經同時承認自然疾病(4

5 宇宙墮落說

人類是受造界代表,其罪影響整個宇宙

人類墮落導致自然界整體敗壞

創造時

宇宙秩序失衡

依據 羅馬書 8:20–22

化石顯示捕食與疾病在人類出現前就存在(3

若自然界在亞當之前已存在痛苦與死亡,則「墮落造成自然敗壞」的時間順序需重新解釋(1

6 教育/試煉說

苦難具有屬靈教育意義

疾病可作為信仰試煉

創造時或墮落後

神允許苦難以達成屬靈目的

參考 約伯記、雅各書

科學無法檢驗其神學目的(4

若疾病是神教育工具,可能與「死亡是罪的結果」的直接因果敘述形成張力(2

 九、結論

總體而言,這六種模型反映出基督教思想在處理三種來源之間張力時所採取的不同策略:一是聖經文本的詮釋,二是神學教義的傳統,三是現代科學對自然界歷史的描述。不同教派與神學家在這三者之間的取捨不同,因此形成了多元而持續討論的神學景觀。如果從聖經文本脈絡來看,多數《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的保羅神學其實比較接近 墮落敗壞模型自然界的痛苦被視為宇宙秩序因人類墮落而受影響

 

 十、參考文獻



[1] Augustine. (1998). Confessions (H. Chadwick, Trans.). pp. 4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VII)

[2] Augustine. (1998). Confessions (H. Chadwick, Trans.). (p.4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ok VII)

[3] Aquinas, T. (1947). Summa Theologica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Trans.). (p. 255) Benziger Bros. (I, q.48, a.1)

[4] Augustine. (1998). Confessions (R. S. Pine-Coffin, Trans.). Penguin Classics. (原作出版於397–400 CE)

[5] Aquinas, T. (1947). Summa Theologica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Trans.). Benziger Brothers. (原作出版於1265–1274)

[6] Polkinghorne, J. (1998). Science and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SPCK.

[7]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9). The Phenomenon of Man (B. Wall, Trans.). Harper & Row.

[8] Koonin, E. V. (2011). The Logic of Chance: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FT Press Science.

[9] Plantinga, A. (1974). God, freedom, and evil. (pp. 58) Eerdmans.

[10] Polkinghorne, J. (1998). 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 p.48) Yale University Press.

[11] Teilhard de Chardin, P. (1959). The phenomenon of man. (p.63) Harper & Row.

[12] Koonin, E. V. (2011). The logic of chance: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p. 392) FT Press.

[13]Pagels, E. (1979). The Gnostic gospels.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pp.31.

[14] Maimonides. (1963). 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 (S. Pines, Trans.). (pp. 15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Rahman, F. (1980). Major themes of the Qur'an. (pp.2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Polkinghorne, J. (1998). 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53–58)

[17] Wright, N. T. (2013). Surprised by Scripture. HarperOne. (pp. 96–101)

[18] Morris, H. M. (1976). The Genesis record. Baker Book House. (pp. 63–70)

[19] Ham, K. (2012). The new answers book 3. Master Books. (pp. 35–41)

[20] Plantinga, A. (1974). God, freedom, and evil. Eerdmans. (pp. 58–59)

[21] Polkinghorne, J. (1998). 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64–70)

[22] Origen. (1953). Contra Celsum (H. Chadwick,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33)

[23] Tertullian. (1956). A treatise on the soul (P. Holmes, Trans.). Hendrickson. (pp. 215–217)

[24] Bavinck, H. (2004). Reformed dogmatics: Vol. 3. Sin and salvation in Christ (J. Vriend, Trans.). Baker Academic. (pp. 715–718)

[25] Van Til, C. (1978).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p. 41–44)

[26] Irenaeus. (1992). Against heresies (A. Roberts & W. Rambaut, Trans.). Hendrickson. (pp. 521–523)

[27] Hick, J. (1978).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Rev. ed.). Harper & Row. (pp. 255–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