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基督教信仰中,撒但是一個經常被提及、卻也最容易被誤解的角色。《希伯來聖經》(Tanakh) 對撒但的描繪是作為受制於上帝主權之下的功能性角色,常見於神聖法庭或治理秩序之中。例如《約伯記》1–2 章中,撒但在上帝允許之下行使試探與控告職責,其存在本身並未動搖上帝的至高主權。在此,撒但主要作為救贖敘事中的對照角色,使信徒理解試煉、罪惡與神聖治理之間的關係(Erickson, 2013)[1]。進入第二聖殿時期(公元前516-後70年)——波斯統治(公元前516-前332年)~羅馬統治時期(公元前63-後70年)——猶太思想對「邪惡」與「惡者」的理解出現顯著轉型。《次經》(Deuterocanonical Books)中的邪惡勢力逐漸外在化與人格化。撒但的惡者形象不再僅是抽象的職能角色,而開始被描繪為在歷史與人類行為中積極運作的敵對力量。此一轉型在《死海古卷》中達到高峰。作為第二聖殿晚期的重要文獻群,《死海古卷》以強烈的末世論與二元對立宇宙觀為特徵,將邪惡勢力集中於「彼列」(Belial)或「黑暗之靈」的統領之下。撒但在此不僅是試探者或控告者,而是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終極衝突中的敵對首領。然而,撒但的權能仍被明確限制於上帝所預定的歷史進程之內,其最終失敗被視為神聖審判計畫的一部分。《塔木德》(Talmud) 作為拉比猶太教的核心文獻,《塔木德》中的撒但形象呈現出明顯的去神話化、反二元論與高度倫理化特徵。撒但不再被理解為與上帝正面對立的宇宙性敵人,而是被納入神聖治理之中的功能性存在,常與人類內在的試探、控訴或死亡使者的角色相互連結(Urbach, 1975, pp. 472–474)[2]。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約聖經》對撒但的描寫顯著提升其人格化與末世論層次。撒但被刻畫為與上帝國度正面對立的宇宙性敵對者,其作為集中於迷惑世人、抵擋救贖並最終在末世審判中被徹底擊敗。這一形象不僅整合了第二聖殿時期的末世思想,也成為基督教救贖敘事中不可或缺的對照結構。
基於上述文獻脈絡,本文將依「起源、名稱、本性、作為、上帝的處置」五個面向,分別整理《希伯來聖經》、《次經》、《死海古卷》、《塔木德》與《新約聖經》中可確證的相關描述,並進一步說明其在不同歷史與神學語境中的意義與功能轉變。
一、撒但的起源
(ㄧ)《希伯來聖經》中的撒但起源
《希伯來聖經》對撒但的起源的論述,認為撒但並非與上帝對等的存在,而是受造物,仍在上帝的主權之下(約伯記 1–2 章;Grudem, 1994[3])(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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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梵蒂崗抄本記載〈約伯記〉 |
〈以賽亞書〉十四章與〈以西結書〉二十八章,原本指涉歷史君王,後世神學家常以類型學(typological)方式理解其與撒但墮落之間的象徵關聯,但《希伯來聖經》文本本身並未將其明確定義為撒但的直接歷史記載(Goldingay, 2006[4];Kelly, 2006[5])。這種刻意的保留,顯示撒但的起源並非信仰核心。
(二)《次經》中的撒但起源
《次經》中最明確涉及惡者起源的文本出現在《智慧篇》(又稱《所羅門智訓》(wisdom of Solomon),但不是所羅門的作品,約成書於公元前100年 ):「上帝按照自己永恆的形象造了我們,是要我們永遠活著,不至於敗壞,但是由於魔鬼(Diabolos) 的嫉妒,死亡便進入了世界。歸到魔鬼名下的,必嚐死亡的滋味。」(《智慧篇》2章23-24節,黃春根,2004)[6]
此處以希臘文diabolos(毀謗者)
指稱惡者,並將「死亡」的進入歸因於其「嫉妒」(phthonos)(Wis
2:24)。文本明確指出:死亡並非上帝創造秩序的本意,而是源於一個敵對於上帝善意的存在(Winston,
1979)[6]。
然而,《次經》並未提供該惡者的受造、墮落或叛逆敘事,亦未描述其在天庭中的原始地位。這顯示《次經》的關注重心不在宇宙神話,而在於倫理—神學層次對邪惡來源的澄清(Collins, 2016)[7]。(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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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七十士譯本》約成書於公元前3世紀,但《次經》約公元前1世紀被收錄 |
(三)《死海古卷》中的撒但起源
在《死海古卷》中,撒但並未如後期基督教神學中被描繪為「墮落天使首領」,其起源更接近於一種被上帝允許、但已敵對於光明秩序的靈性勢力之首。昆蘭團體的宇宙觀明顯呈現末世性的二元對立結構,即「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對抗(1QS 3欄13行–4欄26行)。(圖三)
在此框架下,邪惡勢力的首領並非自發對抗上帝,而是被置於神所容許的歷史與審判計畫中,其活動具有時間性與終極限度(Collins, 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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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死海古卷《社群規約》第3-4欄(右-左)殘本(圖片取自The Digital Dead Sea Scrolls網站) |
(四)《塔木德》中的撒但起源
《塔木德》文獻未提供任何關於撒但被造或墮落的敘事。拉比傳統並未嘗試建構一個天庭叛亂或宇宙戰爭的神話,而是假定撒但自始即存在於上帝所設立的治理秩序之中。(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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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塔木德》是猶太教的經典,全套20卷、250萬字,記載公元前500~500年猶太教士口傳內容 |
在《巴比倫塔木德‧巴巴.巴特拉》16a 中,拉比明確指出:撒但、惡傾向(Yetzer Hara)與死亡的使者(Mal’akh ha-Mavet)在功能上可被視為同一實在的不同面向(b. Bava Batra
16a)。此一觀點顯示,撒但的存在並非源於反叛或墮落,而是作為試煉、控告與死亡執行角色而被上帝所容許(Urbach, 1975)[9]。
(五)新約聖經中的撒但起源
《新約聖經》並未提供一套完整的撒但起源敘事,但其文本前設顯示,撒但被理解為一個既定存在、且與上帝救贖計畫處於敵對狀態的屬靈實體。相較於《希伯來聖經》中功能性與從屬性的角色描寫,《新約聖經》文本已預設撒但作為敵對勢力的現實性,其活動背景被置入即將終結的邪惡時代與末世審判框架之中(Erickson, 2013)[10]。這種未明言起源、卻明確定位其敵對地位的處理方式,反映新約神學更關注救贖行動本身,而非惡者的形上來源。
二、撒但的名稱
(ㄧ)《希伯來聖經》中撒但的名稱
在《希伯來聖經》中,「撒但」(Satan) 多以普通名詞或帶定冠詞的形式出現(如 ha-satan),而非專有名詞。這種用法突顯其角色功能而非獨立人格。例如在《約伯記》1–2 章中,「那撒但」(ha Satan)作為天庭成員之一出現在上帝面前,履行其檢驗人類義行真實性的角色。此一語言現象顯示,撒但在此階段尚未被理解為一個與上帝對立的邪惡本體。(圖五)
「有一天,上帝的眾使者(bnei ha Elohim,神的眾子) 來侍立在耶和華(ha Shem那名/ YHWH) 面前,撒但(ha Satan) 也來在其中。 耶和華(ha Shem) 對撒但(ha Satan) 說:「你從哪裏來?」撒但(ha Satan) 回答耶和華(ha Shem)說:「我從地上(ha aretz) 走來走去,在那裏往返。」」(約伯記 1章6-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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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撒但試探約伯(圖片取自BibleHub網站) |
(二)《次經》中的撒但名稱
在名稱方面,《次經》並未建立一個與《新約聖經》相同、統攝一切邪惡的「撒但」稱謂體系。
1.魔鬼(Diabolos)
首先,《智慧篇》使用 diabolos
一詞,該詞後來成為《新約聖經》稱呼撒但的主要用語(如馬太福音 4章1節),但在次經中仍屬描述性與功能性稱謂,而非專有名詞(Wright, 2013)[11]。
2.阿斯摩太(Asmodeus)
(三)《死海古卷》中的撒但名稱
《死海古卷》中並不頻繁使用「撒但」(Satan)一詞,而是以多個功能性與象徵性名稱指涉邪惡勢力之首,包括「彼列(Belial/Beliar)」與「黑暗之靈」(ruach khoshekh)。其中,「彼列」在《群體規約》(The community rule scrolls,1QS,抄寫於公元前150-前100年)與《戰爭卷》(War scrolls,1QM,抄寫於公元前50-前25年)中最具代表性,象徵敵對上帝、敗壞律法並引誘人類犯罪的終極邪惡權勢(1QM 13欄10–12行)。此種命名方式顯示,昆蘭文獻更關注撒但的功能角色,而非其人格化的個體身份(Fletcher-Louis, 2014, pp. 88–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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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死海古卷《戰爭古卷》(1QM )13欄殘本(圖片取自The Digital Dead Sea Scrolls網站) |
(四)《塔木德》中的撒但名稱
在名稱使用上,《塔木德》並未將「撒但」固定為一個具備穩定身份的超自然人格,而是根據不同語境使用多種稱謂。
「撒但」(Satan)一詞保留其希伯來語原意「對手、控告者」,主要用以描述其司法功能;「惡傾向」(Yetzer Hara)則指向人內在的道德衝動;「死亡的使者」則描述其執行死亡的職責。塔木德在多處將這些稱謂並置,並未作本體上的區分,而是將其理解為同一惡之功能在不同層次的展現(b. Bava Batra 16a[15];Segal, 2012[16])。
(五)《新約聖經》中撒但的名稱
《新約聖經》中使用多個明確且高度人格化的稱號指稱撒但,包括「撒但」(Satan)、「魔鬼」(Diabolos )、「這世界的王」(ho archon tou kosmou (tou tou))、「那惡者」(ho poneros) 、「試探者」(ho peirazon)、「別西卜」(Beelzeboul)、「空中掌權者的首領」(ho archon tes exousias tou eros)、「龍」(ho drakon)和「古蛇」(ho ophis ho archaios)。這些名稱不再僅描述一項職能,而是共同構成一個具備意志、策略與持續敵對性的角色形象。學者指出,這種多重稱謂的使用,顯示撒但在《新約聖經》神學中已成為橫跨倫理、宇宙與末世層面的敵對存在(Wright, 2013)[17]。
三、撒但的本性
(ㄧ)《希伯來聖經》中撒但的本性
就其本性而言,《希伯來聖經》中的撒但並不等同於「邪惡本身」。其行動雖可能帶來痛苦與試煉,但其存在與行動始終受制於上帝的許可與限制。撒但並未被描寫為獨立行惡的源頭,而是作為一種檢驗、揭露與對照人類忠誠的工具,其角色更接近於神聖審判體系中的執行者,而非道德上的終極反派。
(二)《次經》中的撒但本性
就本性而言,次經一致呈現惡者為:
1. 非神性存在
惡者不具創造權能,亦非與上帝對等的形上對手。
2. 以道德敗壞為核心特徵
《智慧篇》強調魔鬼的內在動機為嫉妒(所羅門智訓2章24節),《多俾亞傳》則以失序的情慾與佔有欲描寫其行為動力(Tob 6–8)。
3. 能力有限、可被制伏
阿斯摩太能被天使拉斐爾奉神之名驅逐,顯示其權能明顯受限(Tob 8:3)。
《次經》尚未發展出「墮落天使論」或「原本為光明天使」的本體敘事,顯示其惡者觀仍屬倫理化而非神話化(Boccaccini, 2007)[18]。
(三)《死海古卷》中的撒但本性
在《死海古卷》的神學體系中,撒但(或彼列)被視為黑暗之靈的統領,其本性與「欺騙、敗壞、悖逆真理」密切相關。《猶太教會規則》指出,上帝在創世時即設立兩種靈:「真理之靈」與「謬妄之靈」,而彼列正是後者的首領(1QS 3欄20–2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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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死海古卷《猶太教會規則》(The Community Rule, 1QS) 第3欄殘本圖片(圖片取自The Digital Dead Sea Scrolls網站) |
(四)《塔木德》中的撒但本性
就其本性而言,《塔木德》中的撒但具有明確的倫理化與內在化特徵。
1.首先,撒但並非神性存在,也不具自主權能,其一切行動皆在上帝允許的範圍之內。
2.其次,撒但與人性密切相連,特別是與人的惡傾向(yetzer hara) 交織,顯示拉比傳統並未將惡的根源完全外在化(Segal, 2012)[21]。
《住棚節》52a 提到,在末後的更新中,上帝將「宰殺惡傾向」,此一意象象徵惡之功能的終結,而非某個獨立人格的毀滅(b. Sukkah
52a)。此段落進一步表明,撒但並非不可消滅的本體性邪惡。
(五)《新約聖經》中的撒但本性
在《新約聖經》文本中,撒但被清楚描繪為邪惡勢力的核心,其本性與欺騙、謊言及反對真理緊密相連。《約翰福音》將其描述為「說謊之人的父」(ho pater tou pseudous ),指出其行動根源於對真理的敵對(約翰福音8章44節)。此一描寫標誌著撒但已不再是中立的檢驗者,而是本質上敵對於上帝與其救贖旨意的存在(Erickson, 2013)[22]。
四、撒但的作為
(ㄧ)《希伯來聖經》中的撒但作為
《希伯來聖經》中,撒但的主要作為集中於「控告」與「試探」層面,尤其體現在對義人動機與信仰真實性的質疑上。《約伯記》中的撒但質疑約伯敬畏上帝是否出於純正動機,並在上帝允許的範圍內對其施加試煉。這類描寫表明,撒但的行動並非任意或失控,而是被納入神聖試煉與教育性的敘事結構之中。
(二)《次經》中的撒但作為
《次經》中對惡者行動的描述集中於具體後果,而非末世戰爭。其作為主要包括:
1. 引入死亡:
《智慧篇》將死亡視為惡者對受造秩序的扭曲,而非自然必然性(Wis 2:23–24)。
2. 傷害義人與家庭:
《多俾亞傳》中,阿斯摩太直接導致多名新郎死亡,破壞家庭與婚姻(Tob 3:8)。
值得注意的是,《次經》尚未將惡者描繪為操控列國、支配政權或進行末世迷惑的角色,這些主題將在新約中才被全面展開(Collins, 2016)[23]。
(三)《死海古卷》中的撒但作為
《死海古卷》將撒但的主要作為描述為:引誘人偏離律法、製造錯誤教導、並在末世之前迷惑列國。在《感恩詩》(1QH)與《戰爭卷》(1QM) 中,彼列被描繪為在歷史中持續攻擊義人、煽動不義之人,並試圖破壞上帝子民的聖潔生活(1QM 15欄3–8行)。
「彼列和其召集之軍隊紮營。隨後大祭司應站立,率領其共事之祭[司] 弟兄、利未人,以及軍隊所有人。他將大聲朗誦[寫於] 祂的時間規則中,注定開[戰]時間之祈禱文,包含所有感恩的話語。之後他組織所有戰線,一如[戰書中所]寫。接著其他祭司弟兄指定復仇時間而所有祭司弟兄應來回走動並鼓勵[他們參]戰。他將回應說道: 要強壯勇敢,如戰士般。不要懼怕,別喪失勇[氣,且別讓你] 的[心變得軟弱]。不要慌張,也不要因他們驚恐(申命記20:3)」(1QM 15欄3-8行,Wise et al., 2021)[24](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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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戰爭古卷》(War Scroll, 1QM) 抄本15欄殘本的照片(圖片取自The Digital Dead Sea Scrolls) |
這種描寫反映昆蘭群體對當時耶路撒冷聖殿體系與政治權力的強烈批判,其神學語言帶有高度的末世論與群體自我定位色彩(Vermes, 2011)[25]。
(四)《塔木德》中的撒但作為
《塔木德》中的撒但主要從事三類活動:試探人類、在天庭中控告人類,以及在有限範圍內造成混亂或誤導。然而,這些作為始終受到上帝明確的限制。
在《公會》89b 中,撒但被描繪為在審判情境中提出控告者,其角色類似司法程序中的檢察官,而非任意行惡的破壞者(b. Sanhedrin
89b)。即便在撒但試探的敘事中,塔木德仍一再強調: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最終責任,撒但不能成為罪的替罪羊(Urbach, 1975)[26]。
(五)《新約聖經》中的撒但作為
《新約聖經》對撒但作為的描寫高度集中,主要體現在試探、迷惑與阻撓救贖行動三個層面。福音書中,撒但直接試探耶穌,企圖使其偏離彌賽亞使命(馬太福音 4章1–11節);使徒書信則描述撒但迷惑列國、敗壞信徒信仰,並在末世之前持續運作(啟示錄12章9節)。這些描寫顯示,撒但的活動已從個別義人的試煉,擴展為對整個上帝子民與救贖歷史的系統性對抗(Wright, 2013)[27]。
五、上帝對撒但的處理
(ㄧ)《希伯來聖經》中上帝對撒但的處理
在《希伯來聖經》的神學框架中,撒但並不存在最終被毀滅或被審判的敘事。這並非因其與上帝勢均力敵,而是因其本身並未被視為獨立的反上帝的勢力。撒但的權限與行動始終受制於上帝,其存在服務於上帝對世界與人類的治理目的。因此,上帝對撒但的「處置」並非終極審判,而是持續的管控與限制。
(二)《次經》中上帝對撒但的處理
在上帝如何處置惡者的問題上,《次經》呈現出三個特點:
1.即時性干預
上帝透過天使介入人間歷史,直接制止惡魔行動(Tob 8:3)。
2.中介性治理
上帝多藉天使而非親自對抗惡者,反映其主權下的秩序治理。
3.缺乏末世審判敘事
《次經》未描述惡者最終被永遠定罪或毀滅的場景,顯示其神學焦點仍在現世義人得救,而非宇宙終局(Nickelsburg, 2005)[28]。
(三)死海古卷中上帝對撒但的處理
與《次經》與《塔木德》一致,《死海古卷》明確宣告:撒但的結局已被上帝預定。在末世戰爭中,光明之子將在天使軍隊的協助下擊敗彼列及其勢力(1QM 18欄1–4行)。
「[....而當第七]次[交戰],當上帝偉大之手舉起,對抗比列 ( Belial ) 和他統治下的所有軍[隊],得永遠屠殺[...] 以及聖者追擊亞述人之呼喊。隨後雅弗之子孫將殞落,永不再起,而基提人將遭粉碎,毫無[倖存或遺族。因此] 以色列的上帝將舉起他的手對抗比列之眾。祭司當下應以[六支號]角吹響紀念號音,令所有戰隊向其靠攏...」(1QM 18欄1–4行,Wise et al., 2021)[29]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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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庫姆蘭遺址(上,平面圖、下,俯視圖) |
這場戰爭並非善惡勢力勢均力敵的對抗,而是上帝審判計畫的實現。彼列最終將被徹底消滅,其影響僅限於現今邪惡世代(Collins, 2010)[30]。
(四)《塔木德》中上帝對撒但的處理
在《塔木德》神學中,上帝並未與撒但進行對等對抗,而是持續對其加以治理與限制。撒但的存在是上帝所容許,其行動邊界受到上帝的限制。最終,《塔木德》並不期待一場末世性的神魔決戰,而是宣告:當上帝完成對世界的更新時,惡傾向及其功能將不再需要,撒但也隨之失去存在理由。此一處置方式顯示,惡的終結並非靠暴力消滅敵人,而是透過神聖秩序的完成而自然消解。
(五)《新約聖經》中上帝對撒但的處理
《新約聖經》明確宣告撒但的結局已被上帝預定。雖然撒但在現今世代仍具影響力,但其權勢被理解為暫時且受限的。在耶穌的受死與復活中,撒但的敗局已然確立,而在末世審判中,其將被徹底擊敗並永遠除去(啟示錄 20章1–3節)。這種「已然—未然」的末世張力,構成新約對撒但理解的核心神學特徵(Erickson, 2013)[31]。
六、結論
若依文本生成的歷史順序加以觀察,撒但形象的發展呈現出一條由功能性角色逐步外化、末世論化,並在不同傳統中被重新限制或重構的思想軌跡。
(一)最早的希伯來聖經文本中,撒但尚未構成獨立的惡之本體,而是作為神聖治理秩序內部的對照與檢驗機制出現,其功能在於揭露、測試與控告,而非與上帝形成對等對立。此一階段的邪惡理解,仍牢牢置於反二元論的神學框架之中。
(二)隨著第二聖殿時期以色列群體面對亡國、苦難與義人受害經驗的加深,邪惡開始被部分外化並敘事化。次經文獻反映出這一轉向:撒但或惡者不再僅是抽象功能,而逐漸成為引入死亡與試探的能動存在,然而其起源與地位仍未被系統化,其權限亦持續受制於上帝即時而直接的治理。邪惡在此階段尚未形成宇宙性對抗,而是處於倫理經驗與人格化表述之間的過渡狀態。
(三)至第二聖殿晚期,《死海古卷》所代表的群體神學進一步在高度末世論張力中,將邪惡清楚地組織化與陣營化。撒但(或其等價角色)被描繪為黑暗勢力的統領,其本性與欺騙、不義與混亂相連,並被置於即將到來的終極戰爭敘事之中。然而,即便在此最接近二元論的階段,邪惡統領仍未脫離上帝的終極主權,其存在與行動仍被理解為歷史中暫時且被容許的角色。
(四)與此末世論取向形成張力的是後期拉比文獻的神學重構。《塔木德》並未延續宇宙性神魔對抗的敘事,而是將邪惡重新內化為人性與倫理層面的問題,撒但遂被理解為惡傾向的象徵性表達與功能性工具,其存在本身並非對神聖主權的威脅。最終,邪惡並非在末世戰爭中被擊敗,而是在上帝完成世界更新時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顯示拉比傳統對二元論的持續拒斥。
(五)相較之下,《新約聖經》則在基督論與救贖歷史的框架中,重新將撒但推向高度人格化與宇宙化的位置。邪惡被明確塑造成與上帝國度正面對立的統領,其作為構成末世性救贖敘事中不可或缺的對照結構。此一轉向並非簡單承繼第二聖殿猶太思想,而是在宣教與神學論證的脈絡下,對邪惡問題所作出的新詮釋,從而為後來基督教惡魔論奠定決定性的基礎。
表ㄧ、猶太與基督教文獻中撒但的比較概覽
|
面向 |
希伯來聖經 |
次經 |
死海古卷(昆蘭文獻) |
塔木德 |
新約聖經 |
|
起源 |
功能性存在,受上帝掌管,非反叛來源(Job 1–2) |
尚未系統化,開始人格化 |
第二聖殿晚期思想,功能角色明顯 |
功能角色為主,倫理化呈現 |
已具敵對地位,暗示墮落與反叛 |
|
名稱 |
śāṭān (意為「對手/控告者」) |
Satan / Belial / 邪惡勢力 |
Belial / 黑暗之靈 / “邪惡領袖” |
śāṭān / 天庭控告者 |
Satan / Devil / the Evil One / the Tempter |
|
本性 |
非邪惡本源,只是試驗者與控告者 |
外在化、人格化的敵對存在 |
末世對立、二元宇宙觀下的首領 |
高度倫理化,非宇宙敵人 |
人格化、宇宙性敵對 |
|
作為 |
控告義人、試驗信仰(Job 1–2) |
對人類與歷史行為施加試探與威脅 |
組織黑暗之子,迷惑世界、挑戰義人 |
控告、試探人類,警示道德行為 |
試探耶穌、迷惑列國、阻撓救贖 |
|
上帝對撒但的處置 |
權能受上帝限制,無最終毀滅敘事 |
權力仍受上帝掌控,顯示其受制 |
權能受限制,最終將敗於上帝審判(功能性強於人格化) |
永久存在但受上帝治理與限制 |
權力暫時,最終敗於末世審判(Rev 20:1–3) |
綜合來看,撒但形象在不同時期文本中的演變,或許無法作為某一具體歷史事件的直接證明,卻清楚反映出新約所理解的屬靈現實正在轉變。而耶穌關於撒但墜落與天國受攻擊的宣告——「我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路加福音 10章18節),以及「從施洗約翰的日子到如今,天國遭受猛烈的攻擊」(馬太福音 11章12節)——正是在這一脈絡中被理解為啟示性的揭露,而非後設神學的建構。《新約聖經》關注的焦點,並非撒但墜落發生於何時,而是透過耶穌的事工,屬靈權柄已然發生轉移,這才是這些宣告真正指向的核心。(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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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撒但何時墮落?從文本演化看一個神學假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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