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秦文獻到漢代圖像:天地、陰陽、日月配對模式的演變
若將先秦至漢代的文字文獻與伏羲、女媧圖像材料依年代排列,可以發現,古代中國關於「天、地、陰、陽、日、月」的配對並非始終只有一種固定模式,而是存在不同宇宙論結構的並存、競爭與轉變。
一、天陰地陽
(一)老子
《老子》第42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余培林,2008)[1]
已呈現陰陽上下配置及陰陽交通成和的宇宙生成結構;
(二)莊子田子方
最早值得注意的是《莊子》〈田子方〉所保存的「陰出乎天、陽發乎地」觀念。篇中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黃錦鋐,2005[2]),「至陰……出乎天,至陽……發乎地」,明確將陰與天、陽與地聯繫起來,使「天陰地陽」的對應更加清楚;若此材料反映較早的宇宙論層次,則可見「天陰、地陽」至少在戰國時期已具有思想上的表述。
先秦部分文獻保留了「天陰、地陽」的宇宙論結構;至秦漢以後,主流陰陽宇宙論逐漸轉向「天陽、地陰,日陽、月陰」。
二、《曹氏陰陽》: 天陰地陽、日陰月陽
銀雀山漢墓群的下葬年代大致在漢武帝時期以前/西漢早期;其中銀雀山一號墓一般定年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前134年)以前。 《曹氏陰陽》應形成於戰國晚期至西漢初年。
《曹氏陰陽》所保存的宇宙論材料,可從天地、日月與四時、五行三個層次加以理解。《曹氏陰陽》:「秋、冬,陰也。春、夏,陽也。夫陰之中有陽,陽之中亦有陰……」又曰:「日陰也,月陽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大柈也……天至陰……天無為也,主靜,行陰事。地生物,有動,行陽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10,圖版第82頁;簡1622–1623、1652–1654[3])。
。由此可見,其基本結構為天陰、地陽,日陰、月陽,秋冬屬陰、春夏屬陽,並以靜為陰、動為陽。若進一步置於金生型五行生成序考察,四時可依「金→水→土→木→火」(金生型五行生成序)排列,即秋為金、冬為水,土居陰陽轉換之中介,春為木、夏為火,從而形成「陰→陰→中介→陽→陽」的生成邏輯;而「陰之中有陽,陽之中亦有陰」則說明陰陽並非截然分離,而是在生成過程中彼此蘊含、轉化。故《曹氏陰陽》所呈現的,不只是一般性的陰陽消長,而可能保存了一套以天陰地陽為空間結構、日陰月陽為天文結構、金→水→土→木→火為生成結構的宇宙論模式。這顯示在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至少存在一套與後來主流陰陽分類不同的宇宙論模式。
三、天地、日月與陰陽的共同宇宙論結構
(一) 《刑德》丙篇〈傳勝占〉:天雄(陽)地雌(陰);甲篇:日陽月陰
「端月、五月、九月:上旬天地在西;中旬天在北地在南;【下】旬天地【在東】。二月、六月、十月:【上旬】天在南地在北;中旬天地在西;【下】旬天在【北地在南】。三月、十一月、七月:上旬天地在東;中旬天在南地【在北;下】旬天地【在西】。四月、八月、十二月:上旬天在北地在南;中旬天地在東;下旬天在【南地】在北。」(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10,圖版第82頁;簡1622–1623、1652–1654) [4]。
馬王堆《刑德》丙篇〈傳勝占〉的抄本年代,可以確定在西漢初期(約前168年以前)。 《刑德》丙篇〈傳勝占〉將「天一、地一」分別配以「雄、雌」,並進一步配以「左行(順時針方向)、右行(逆時針方向)」,形成「天—雄—左行/地—雌—右行」的天、地二元運行結構。此一結構若與漢代通常的雄陽、雌陰觀念相參照,較接近「天陽地陰」的方向。因此,《刑德》丙篇證明了西漢早期確實存在一套將天、地分別配置於相反性質與相反運行方向的宇宙模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10[5])。《刑德》丙篇沒有提到日、月和陰、陽的配對,但是《刑德》甲篇把「日陽、月陰」與「陽德、陰刑」結合起來,使日月不只是天地之外的另一組陰陽,而成為陰陽—刑德—四時運行的具體天象。
(二) 《禮記》〈禮運〉篇:日陽月和
《禮記》〈禮運〉明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和而後月生」,將日星與天之陽氣直接聯繫,而將月置於天地陰陽、五行、四時調和後生成的宇宙過程中。故其雖未直言「日陽月陰」,卻明確呈現出「日星偏於天陽、月由陰陽和合而生」的日月陰陽結構(鄭玄注、孔穎達疏,1997[6])。
《禮記》〈禮運〉:「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三)《白虎通德論》〈日月〉:天陽地陰、日陽月陰
古人認為列星附著於天,隨天左行,而日月五星右行。《白虎通德論》〈天地〉又曰:「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而〈日月〉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顯示其文本中至少存在兩組相關的左、右運行二元結構(班固,卷8〈天地〉、〈日月〉)。 「天左旋」是指每天晚上觀測星空的周日視運動;「五星右行」則是行星相對於恆星的視運動,恆星位置沒有明顯改變而行星則在恆星間移動。「歲星」為五星之一,即太陽系行星中的木星「歲星」右行於天,與之相配的「歲陰(太陰、太歲)」左行於地。「北斗」為恆星隨天左行,因此雄神左行於天,雌神右行於地。「歲星」與「北斗」運行方向不同,在於前者為行星,後者為恆星。
四、天陽、地陰;日陽、月陰
(一)黃帝四經《稱》: 天陽地陰
《稱》與《經法》、《十六經》、《道原》四篇,出土於馬王堆三號漢墓,與《老子》乙本卷前併置。三號墓的下葬年代一般定在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左右。因此,現存《稱》帛書文本至少在公元前168年以前已經被抄寫完成。學界也確認這四篇是1973年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稱》(一般認為其文本形成於戰國時期,現存抄本約為西漢初年、公元前168年前後)載:「凡論必以陰陽ロ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信(伸)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達陽,窮陰。取(娶)婦姓(生)子陽,有喪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客陽,主人陰;師陽,役陰;言陽,黑(默)陰;予陽,受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過正曰詭,極則常際乃反。諸陰者法地,地 [之] 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26[7]) 《黃帝四經》〈稱〉明言:「凡論必以陰陽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又曰「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形成明確的「天陽地陰」分類(陳鼓應,1996[8])。
(二) 黃帝內經: 天陽地陰、日陽月陰
然而,另一條思想脈絡逐漸形成。從《黃帝內經》相關篇章[9]可見,「積陽為天,積陰為地」以及「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等表述,逐漸建立「天—陽、地—陰、日—陽、月—陰」的系統。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離合論〉:「...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
《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
《黃帝內經》〈靈樞經·陰陽繫日月〉:「⋯⋯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為陰;⋯⋯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
(三)淮南子: 天陽地陰、日陽月陰
至西漢《淮南子》,天地、陰陽、日月、四時與五行進一步被整合為完整的氣化宇宙論。因此,到了漢代,天陽地陰、日陽月陰逐漸成為主流的宇宙論配置。《淮南子》進一步將天地、陰陽、日月、四時與五行納入同一宇宙生成框架,使「天陽地陰、日陽月陰」與四時五行的對應更加系統化(劉文典,2013[10])。
表一、先秦至漢代文獻中天地、日月與陰陽配對關係之比較
|
文獻/材料 |
約略年代 |
天 |
地 |
日 |
月 |
配對關係 |
|
《老子》 |
戰國前期以前成書層 |
陰? |
陽? |
— |
— |
可能已有天陰、地陽的宇宙論背景 |
|
《莊子》〈田子方〉 |
戰國晚期成書層 |
陰 |
陽 |
— |
— |
陰出乎天、陽發乎地 |
|
《曹氏陰陽》 |
戰國晚期—西漢初 |
陰 |
陽 |
陰 |
陽 |
天=日=陰;地=月=陽 |
|
《周易》經文 |
西周 |
— |
— |
— |
— |
未明確建立天地日月陰陽四配 |
|
《繫辭傳》 |
戰國晚期 |
偏陽 |
偏陰 |
— |
— |
天地與陰陽相聯 |
|
《說卦傳》 |
戰國晚期 |
乾=天 |
坤=地 |
— |
— |
乾—天、坤—地 |
|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
戰國晚期—秦漢成書層 |
陽 |
陰 |
— |
— |
陽→天;陰→地 |
|
《黃帝內經·靈樞》〈陰陽繫日月〉 |
秦漢 |
陽 |
陰 |
陽 |
陰 |
天=日=陽;地=月=陰 |
|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離合論〉 |
秦漢 |
陽 |
陰 |
陽 |
陰 |
天/日=陽;地/月=陰 |
|
《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 |
秦漢 |
陽 |
陰 |
陽 |
陰 |
天=日=陽;地=月=陰 |
|
《淮南子》 |
西漢 |
陽 |
陰 |
陽 |
陰 |
天/日陽;地/月陰 |
|
漢代陰陽五行宇宙論總體 |
西漢 |
陽 |
陰 |
陽 |
陰 |
天日陽/地月陰 |
五、漢代伏羲女媧圖像中的規矩、天地與日月配置
(一)伏羲女媧與規矩、天地的對應
作者過去曾於2024年對漢代古墓中的伏羲女媧圖像進行統計,發現目前所見的漢代伏羲女媧圖像,主要分布於四川、山東等地的漢代墓葬,其中多數出現在夫妻合葬墓中。從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伏羲女媧圖像至少在漢代已經形成較為明確的圖像傳統。在漢代所見的伏羲、女媧圖像中,伏羲持矩者約占11/18,女媧持規者約占12/17,顯示「伏羲—矩」與「女媧—規」是漢代伏羲女媧圖像中相當常見的配置(Boweph,2024 [11])。
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武梁祠亦提供了重要材料。武梁祠始建於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其西壁第二層刻有十一位古代帝王,這組古代帝王圖像由神話傳說中的伏羲、女媧開始。其中,伏羲手持方矩,女媧手持圓規。由此可見,伏羲與矩、女媧與規的配對,在東漢圖像中已具有相當明確的形式。
若進一步結合中國傳統「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念,則可建立「規—圓—天」與「矩—方—地」的象徵關係。如此一來,漢代圖像中的「伏羲—矩—方」與「女媧—規—圓」,便可以進一步與「地—方」及「天—圓」相互對應,形成:
伏羲 → 矩 → 方 → 地
女媧 → 規 → 圓 → 天
這種對應首先是一種由圖像符號與傳統宇宙論所建立的結構性解讀,而不能直接等同於漢代文獻已經明確提出「伏羲為地神、女媧為天神」的命題。然而,若將其作為圖像結構進行分析,則「伏羲—地」與「女媧—天」的配置,確實與一般後世將伏羲、女媧簡單置於同一神話系統中的理解有所不同。
(二)伏羲女媧與日月的對應
與「規矩—天地」的配置相比,西漢時期的伏羲女媧圖像首先較為明確地呈現的是人物與日月的配對關係。從目前所見的卜千秋墓、洛陽淺井頭墓及新安磁澗里河村墓等材料來看,西漢時期已形成「伏羲—日、女媧—月」的圖像配置。
洛陽卜千秋墓壁畫中,伏羲位於東側,與紅日及日中金烏相鄰;女媧位於西側,與月輪及月中蟾蜍相鄰。二神雖未直接手持日月,但人物與日月在墓室壁畫中的位置及構圖關係十分密切,因此可以視為一種明確的「伏羲—日、女媧—月」配置。類似的構圖又見於洛陽淺井頭西漢晚期壁畫墓及新安磁澗里河村西漢晚期壁畫墓,顯示至西漢中晚期,伏羲與日、女媧與月的圖像關係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因此,就目前材料而言,可以將漢代伏羲女媧圖像中的兩種配置區分開來:其一是較早可以觀察到的「伏羲—日、女媧—月」;其二則是東漢圖像中更加明確的「伏羲—矩、女媧—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伏羲—矩、女媧—規的固定配對,在目前所見的西漢材料中尚不能視為已經形成穩定的圖像規則。因此,不宜將後來東漢成熟的規矩配置直接回溯為西漢時期已經確立的圖像傳統。
由此可見,漢代伏羲女媧圖像至少保存了兩組可以分別考察的關係:
伏羲 → 日;女媧 →
月
伏羲 → 矩;女媧 → 規
前者主要表現在西漢墓室壁畫,後者則在東漢畫像石等材料中更加明確(表二)。
表二、西漢至東漢伏羲、女媧與日月、規矩配對關係
|
圖片代號 |
年代 |
中央神 |
伏羲 |
女媧 |
可能宇宙觀 |
|
洛陽卜千秋墓壁畫 |
西漢中晚期 |
— |
伴日 |
伴月 |
日陽月陰 |
|
洛陽淺井頭墓壁畫磚 |
西漢晚期 |
— |
伴日 |
伴月 |
日陽月陰 |
|
洛陽磁澗里河村墓壁畫磚 |
西漢晚期 |
— |
伴日 |
伴月 |
日陽月陰 |
|
河南偃師辛村墓壁畫磚 |
新莽(8–25) |
— |
托日/月 |
托日/月 |
(特殊) |
|
洛陽北郊石油站墓壁畫磚 |
東漢早期 |
— |
(無) |
女媧擎日 |
日陰 |
|
山東武氏祠左石室後壁小龕西側第三層 |
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 |
— |
持矩 |
持規 |
天陰地陽 |
|
沂南北寨村墓門東立柱畫像石 |
東漢晚期 |
高禖 |
持矩 |
持規 |
天陰地陽 |
|
64TAM19:8 |
待考 |
— |
持矩、配日 |
持規、配月 |
天陰地陽、月陰日陽 |
|
64TAM40:6 |
待考 |
— |
持矩、配日 |
持規、配月 |
天陰地陽、月陰日陽 |
|
69TAM121:1 |
待考 |
— |
持矩 |
持規 |
天陰地陽 |
(三)規矩、天地與日月陰陽的綜合對應
如果將上述兩組圖像關係進一步結合,便可以形成一個值得討論的結構性模型。
首先,由「矩—方—地」與「規—圓—天」可以得到:
伏羲 → 矩 → 方 → 地
女媧 → 規 → 圓 → 天
其次,由西漢墓室壁畫可以得到:
伏羲 → 日
女媧 → 月
因此,若將人物、日月、規矩及天地四組符號放在同一架構中比較,便可能形成:
伏羲—日—矩—方—地
女媧—月—規—圓—天
若再將這一結構與《曹氏陰陽》所保存的「天陰、地陽、日陰、月陽」相互參照,便可以進一步提出:
伏羲—日—地—陽
女媧—月—天—陰
換言之,伏羲所對應的「日」與「地」,在《曹氏陰陽》的陰陽配置中同屬於「陽」;女媧所對應的「月」與「天」,則同屬於「陰」。如此一來,人物、日月、天地與陰陽便可能形成一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結構:
伏羲 → 日 → 地 → 陽
女媧 → 月 → 天 → 陰
然而,這裡必須特別強調,這一模式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證明漢代人已經明確提出「伏羲=地陽、女媧=天陰」的完整理論,而在於說明:漢代伏羲女媧圖像所保存的日月及規矩配對,與先秦至西漢文獻中曾經存在的「天陰、地陽、日陰、月陽」觀念,在結構上具有相互對應的可能性。
因此,依年代排列(表三)可以觀察到一條值得提出的歷史發展假說:先秦時期已存在天地與陰陽相互配屬的思想線索;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曹氏陰陽》進一步保存了「天陰、地陽」與「日陰、月陽」的明確文字配對;西漢中晚期伏羲女媧墓室壁畫則以「伏羲—日、女媧—月」的方式保存了人物與日月的配對;至東漢,則進一步出現「伏羲—矩—方—地、女媧—規—圓—天」的圖像結構。
由此,至少在材料層面,可以提出一條從:「天地陰陽」→「日月陰陽」→「伏羲女媧與日月」→「伏羲女媧與規矩、天地」的可能結構連結。
若將《曹氏陰陽》的「天陰、地陽、日陰、月陽」作為陰陽配置的參照,則漢代伏羲女媧圖像所呈現的「伏羲—日—地」與「女媧—月—天」關係,便可以被重新理解為一種可能的「日—地—陽」與「月—天—陰」結構。這一解讀仍屬跨文本、跨時代及跨媒介的比較性假說,尚不能視為已被單一文獻直接證實;但它提供了一條可以進一步檢驗「天陰地陽」宇宙論是否曾經存在,並是否可能延續至漢代圖像世界的研究路徑。
表三、先秦至唐代天地、日月陰陽觀念及伏羲女媧圖像之演變
|
材料 |
約略年代(公元) |
天地 |
日月 |
|
戰國陰陽思想 |
前4~前3世紀 |
陰陽分類已高度發展 |
日月陰陽觀念可能形成 |
|
《禮記·禮運》 |
戰國—漢 |
天陽/地陰 |
日星、月生 |
|
《黃帝四經·稱》 |
戰國形成;前168年前抄本 |
天陽/地陰 |
晝陽/夜陰 |
|
《曹氏陰陽》 |
戰國晚期—西漢初 |
天陰/地陽 |
日陰/月陽 |
|
《淮南子》 |
前2世紀 |
天陽/地陰 |
日陽/月陰 |
|
東漢伏羲女媧圖像 |
約1~3世紀 |
天陰地陽 |
伏羲持日、女媧持月(日陽月陰) |
|
魏晉南北朝—唐 |
3~9世紀 |
天地宇宙論圖像化 |
日月成為固定圖像配置 |
[1] 余培林。(2008)。《新譯老子讀本》。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pp.91.
[2]黃錦鋐。(2005)。《新譯莊子讀本》。台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pp.275.
[3]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10)。《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 pp.82.
[4]
裘錫圭,《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 5 冊,頁 71。
[5]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2010)。《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
[6]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1997)。《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 pp.1612.
[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n.d.)。文物圖象研究室資料庫:〈稱〉相關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https://w9.ihp.sinica.edu.tw/wenwu/posts/309
;陳鼓應。(1996)。
《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pp.
464-465.
[8] 陳鼓應。(1996)。《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pp.316、415.
[9] 《黃帝內經》。(無日期)。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10]
劉文典。(2013)。《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pp.29-30.
[11]
Boweph. (2024, November 15). 從希伯來文shomayim發想:天一生水的宇宙觀溯源 [宇宙論系列文章10]. Boweph隨筆. https://boweph.blogspot.com/2024/11/ ,當時Boweph 引用了 我國出土的伏羲女媧圖中,兩人的手中各拿著着圓規和曲尺,這是何意?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4JSFJR80552770Z.html;劉真靈: 鄒魯伏羲女媧圖像規矩配置考https://m.kmzx.org/wenhua/shizu/huaxia/41840.html
(202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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