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中「天陰地陽」到「天陽地陰」的觀念轉變——一個宇宙論重建的歷程

中國思想史上，今日普遍接受的觀念是「天屬陽，地屬陰」，並進一步形成「乾為天、坤為地、乾陽坤陰」的陰陽宇宙論。然而，若重新檢視《易經》、先秦道家、黃老學、楚簡及戰國文獻，可以發現這套思想並非中國最早的宇宙觀，而是歷經數百年的思想重組與詮釋轉向後才逐漸形成。本文依據《易經》、《老子》、《莊子》、《國語》、《黃帝四經》、《鶡冠子》、《說卦傳》、《淮南子》、《春秋繁露》等文獻，試圖重建中國思想由「天陰地陽」逐漸演變成「天陽地陰」的完整歷程。

一、最早的天地觀：天屬陰，地屬陽

若回到《易經》最古老的材料，可以發現不少難以用今日「天陽地陰」解釋的現象。

例如：

（一）天玄地黃

《坤》卦上六爻「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說卦傳》解釋：「天玄而地黃」。其中，「玄」代表天，「黃」代表地。值得注意的是，「玄」在中國五行系統中始終代表北方與水，而水向來具有柔、陰的性質；反之，黃色則代表中央之土，甚至與火德密切相關。若天本來就是陽，其代表色理應接近火、赤，而非象徵陰柔的玄色。這說明《易經》保留了更古老的天地觀，其天的性質仍然具有水與陰的特徵（黃壽祺與張善文，2011^[1]）。 。

（二）泰卦、否卦透露的訊息

另一方面，《泰》卦亦透露出相同訊息。《泰》卦為坤上乾下，依《彖傳》稱為「天地交」，亦即地在上、天在下反而為吉；若天地恢復今日所理解的正常位置，則成為《否》卦，象徵閉塞。這種安排若依「乾陽坤陰」理解便顯得難以解釋，但若原始觀念中天本屬陰柔、地本屬陽剛，則「柔上剛下」反而符合中國早期宇宙生成模式（黃壽祺與張善文，2011^[2]）。 。

因此，《易經》內部其實保存了比《易傳》更早的天地思想痕跡。

二、老子保存了天陰地陽的宇宙論

春秋時期的《老子》，進一步保留了這種早期觀念。

（一）柔上剛下

《道德經》反覆強調：「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又說：「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這裡，「柔上剛下」不是偶然，而是老子整個宇宙論的重要原則。

（二）負陰抱陽

尤其第四十二章：「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歷來皆將「負陰」解釋為背陰向陽，但若將「陰」理解為天，「陽」理解為地，則「負天而抱地」完全符合動物(萬物) 姿態：動物的背朝向天空，腹朝向大地；反之若理解為「背地抱天」，則顯得十分牽強。更重要的是，老子始終把「道」具象化為「水」。若水代表道，而水又屬陰，那麼最接近道的「天」自然應屬陰，而非屬陽（陳鼓應，2020^[3]）。

三、春秋文獻中的陰陽仍屬於天、地之氣

到了春秋時期，《左傳》與《國語》開始將陰陽正式視為宇宙生成的「氣」。

（一）天陰地陽

其中，《國語》〈周語下〉記載：「天無伏陰，地無散陽。」

這一句歷來往往被忽略，但若按照文字本身理解，它明白指出：天具有陰氣；地具有陽氣。這裡並沒有說天產生陽氣、地產生陰氣，而是直接將陰氣歸於天、陽氣歸於地（徐元誥，2002^[4]）。

（二）天氣地土

同時，《太一生水》又說：「上，氣也，而謂之天；下，土也，而謂之地。」這裡仍然把「氣」完全歸於天，而不是歸於地，顯示先秦宇宙論尚未出現後世「陽氣屬天」的固定觀念（李零，2000^[5]）。

四、黃老道家完整保存了天陰地陽體系

戰國黃老學派則保存了更完整的宇宙生成模式。

（一）天出至陰，地發至陽

《莊子》〈田子方〉明確記載：「至陰肅肅，出乎天；至陽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這可能是整個中國古代文獻中最直接的證據。文中毫不猶豫指出：陰出於天；陽發於地。陰陽交通，然後萬物生成（陳鼓應，2020^[6]）。 

（二）天生水，地生火

同樣，《鶡冠子》亦說：「天燥而水生焉；地濕而火生焉。」既然：天生水，地生火（黃懷信，2004^[7]），那麼依五行而言：水屬陰；火屬陽；自然形成：天＝陰＝水；地＝陽＝火，這與後世完全相反。

五、《易傳》開始重新詮釋《易經》

早期中國宇宙觀不是單一固定體系，而是由不同神話、象徵與宇宙模型逐漸整合形成。《易經》以前與《易傳》以後的宇宙觀並非完全一致，而是經歷長期演變 (Allan, 1991[8])。真正的轉折，出現在戰國晚期《易傳》的形成。《彖傳》正式提出「乾，天也；坤，地也」，使乾、坤開始固定代表天地（黃壽祺與張善文，2011，頁12–15^[9]）。然而，《易經》原有許多卦辭仍保存較早層次的宇宙觀，因此《易傳》透過新的哲學詮釋重新建構其義理。例如，《泰》卦以坤上乾下為「天地交」，《否》卦則以乾上坤下為「天地不交」；《坤》卦「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以及《咸》卦所呈現的「柔上剛下」結構，都可視為較早思想層次的遺存，而《易傳》則將其納入乾天、坤地、陰陽相感的哲學體系之中（黃壽祺與張善文，2011^[10]）。因此，不少《易》學研究者認為，《易傳》並非單純註解《易經》，而是在戰國晚期重新建構《易經》的宇宙論與哲學體系（朱伯崑，1995^[11]；李學勤，2003^[12]）。近年出土文獻研究亦指出，《易經》經文與《易傳》代表不同歷史層次，其思想形成並非同一時期，可視為《易》學長期發展的結果（Shaughnessy, 2014[13]）。

六、五行理論改變了天地的陰陽屬性

（一）天地以南北軸思考（天陰地陽）

真正使天、地、陰、陽完全翻轉的是五行學說。原本天地主要以南北軸思考：北＝水；南＝火。若天位於北方，則：天＝水＝陰。

（二）天地以東西軸思考（天陽地陰）

但到了戰國晚期，《說卦傳》開始將八卦配合五行。之後，《淮南子》又逐漸建立：東＝木；南＝火；西＝金；北＝水。而天地主軸也慢慢由南北軸轉向東西軸。西漢建立以後，又因五德終始說盛行，鄒衍的五行政治哲學成為官方宇宙論。至此：木、火逐漸代表生發、德、陽；金、水逐漸代表收斂、刑、陰。天因與生、生長、德相連，被重新定義為陽；地則因與收藏、刑、靜相連，被重新定義為陰。天、地、陰、陽完成翻轉。

七、董仲舒完成新宇宙論的建立

西漢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完成這場思想革命的關鍵人物。在《春秋繁露》中，他以陰陽生殺理論重新解釋四時：春（木）、夏（火）屬陽，主生養，故稱「德」；秋（金）、冬（水）屬陰，主收藏與肅殺，故稱「刑」，他重新將春(木)、夏(火)歸為德，秋(金)、冬(水)歸為刑，完成陰、陽與政治倫理秩序的重新結合（蘇輿，1992^[14]）。這並非重新定義木、火、金、水的自然屬性，而是將陰陽與四時賦予新的倫理秩序。由於「生」被視為天道的核心功能，主生的陽遂被提升為天的本性；相對地，主收藏、承載萬物的陰則歸於地。於是，先秦文獻中常見的「天陰地陽」觀念，在董仲舒的理論體系中逐漸轉化為「天陽地陰」，並經由漢代官方經學的推廣，成為後世兩千多年中國思想的主流宇宙觀。

八、東漢以後成為中國思想的新正統

進入東漢，《白虎通》、《京氏易傳》以及後世歷代《易》學家皆完全接受：乾為天、陽；坤為地、陰，「天陽地陰」遂成為中國思想最重要的宇宙論之一。

然而，《易經》、《老子》、《莊子》、《國語》、《黃帝四經》、《鶡冠子》等大量早期文獻，仍然保留了「天陰地陽」的歷史痕跡。這些文獻彼此互相印證，顯示中國思想曾存在另一套完整而自洽的宇宙生成模式。

九、結論：一場歷時數百年的宇宙論重構

綜合先秦至漢代文獻，可以重建中國陰陽思想的大致演變脈絡：

（一）西周以前至《易經》形成時期(天陰地陽說)：

天地仍採「天陰地陽」模式，天屬水、柔、玄，地屬火、剛、黃。

（二）春秋至戰國早期：

《老子》、《國語》、《莊子》、《黃老》文獻延續此一傳統，以陰出於天、陽發於地解釋宇宙生成。

（三）戰國晚期：

《易傳》開始重新詮釋《易經》，將乾固定為天、坤固定為地，並逐步調整陰陽配置。

（四）西漢時期(天陽地陰說完成)：

五行學說、五德終始說及董仲舒的陰陽理論相互結合，完成「天陽地陰」的新宇宙論。

（五）東漢以後：

新理論成為官方與學術正統，原有的「天陰地陽」思想逐漸被掩蓋，只殘留於若干早期典籍與難以解釋的經文之中。

若上述文獻證據成立，則中國陰陽思想史並非單一路線的發展，而是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宇宙論重構。本文認為，「天陽地陰」並非中國思想最初的宇宙觀，而是在戰國至漢代《易》學、五行學與政治哲學交互作用下逐漸形成的新體系；相對地，「天陰地陽」則可能代表較早期、以水生宇宙與天地交感為核心的宇宙生成模式。此一重建不僅提供重新理解《易經》、老莊思想與黃老學的新視角，也顯示先秦至漢代的天地、陰陽與五行思想，應理解為持續調整、整合與重構的歷史過程，而非自始即完整一致的理論體系。未來若能結合更多出土文獻、考古材料及思想史研究，將有助於進一步檢驗本文所提出的宇宙論重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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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壽祺、張善文（譯注）。（2011）。《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pp.93-95.

^[2] 黃壽祺、張善文（譯注）。（2011）。《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pp.126-135.

^[3] 陳鼓應（2020）。《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修訂增補版）。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pp. 154-158； pp.284-289.

^[4] 徐元誥（2002）。《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pp.116-118.

^[5] 李零（2000）。《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pp.25-34.

^[6] 陳鼓應（2020）。《莊子今註今譯》（修訂版）。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pp.699-701.

^[7] 黃懷信（校注）。（2004）。《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pp.82-84.

[8] Allan, S. (1991).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9] 黃壽祺, & 張善文.（2011）。《周易譯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pp.12-15.

^[10] 黃壽祺, & 張善文.（2011）。《周易譯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pp. 93–95、126–135、225–231。

^[11] 朱伯崑。（1995）。《易學哲學史》（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pp.187-214.

^[12] 李學勤。（2003）。《周易溯源》。巴蜀書社。 pp. 82-97.

[13] Shaughnessy, E. L. (2014).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47-68.

^[14] 蘇輿（1992）。《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 pp.33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