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聖經記載的七個荒年
雅各（Jacob，公元前2006-前1859年) 最小的兒子約瑟(Joseph，公元前1915-前1805年) ，約瑟17歲時（公元前1898年）被他的哥哥賣至埃及當奴隸，30歲時他幫埃及王 SesotrisII（瑟所提斯二世）解夢，這個夢預言了即將發生於公元前1879～前1872年的旱災（七個荒年）並且提出了解決辦法，在得到法老的信心之後，約瑟被任命爲埃及的最高行政長官（Vizier)。他是「如同法老之父，作他全家之主，和埃及全地掌權的人。」（創世紀45章8節），唯獨在寶座上法老比約瑟大（創世紀41章40節）。當約瑟被任命時法老為約瑟戴上戒指。給他穿上細麻衣，把金鏈戴在他的頸項上。（創世紀41章42~43節）。[i]
埃及法老賜給他埃及名字「撒發那芯•巴內亞」（Tzaphnat Paneach) ，這個名字的根源為：「Dd- pa- ntr- iw•f-Cah」，意思是「神已說話而他會活著」。這個說法符合新王國以降（1500 B.C.）一類的埃及命名法：「Dd-DN-iw•f-Gah」（某某神說他將活）。一個通稱的「神」，正足以顯示法老王明白約瑟的神並不是埃及諸神祇的任何一位(Pu, 1982)[ii]。
二、約瑟進入埃及擔任宰相的時間推估
（一）聖經內部時間計算配合中古王國的年月
1.根據《出埃及記》12章40-41節、《創世記》15章13節記載的「在埃及寄居（sojourn）」長度（分別為430年、400年），以及《列王記》、《出埃及記》的年表，保守/傳統的解釋認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間若從埃及離開日（公元前1486年）推算回去，雅各進入埃及的時間為公元前1910年，大約落在第十二王朝（Middle Kingdom，約公元前2000-1780年左右）之中。 [iii]
有些學者依據這些內部年代表＋法老統治年數，認為約瑟被賣至埃及的時間約在公元前1898年，被提升為宰相的時期（公元前1885年）或在賽努斯雷特二世（Senusret II）或賽努斯雷特三世（Senusret III）的統治時期(Windle, 2019)。
聖經中說約瑟娶的是安城（On，赫利奧波利斯 ）波提非拉（Poti Phera) 祭司（kohen) 的女兒亞西納（Asenath），On 是崇拜太陽神 Re 的地方。中期王國時期太陽神崇拜在埃及是正式且主要的宗教之一。這成為支持約瑟在中期王國，而非 Hyksos 或其他外來統治時期的證據（Windle, 2019)。
2.埃及行政、社會結構與聖經敘述的吻合
（1）法老集權的授權
「你可以治理我的家；我的百姓都必服從你口中的命令。惟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對約瑟說：「看，我委派你治理埃及全地。」（創世記 41:40-41）
在第十二王朝時期，埃及統治中央集權強化，尤其是法老對地方貴族（nomarchs）的控制力提升。約瑟故事裡有提到地方貴族（nomarchs），其土地與權力因中央政策而改變，這與12王朝某些法老（如Senusret III）削弱地方權力的情況相合。埃及中王國後期已有類似制度，宰相為國王之下第一人，負責土地、司法、糧食與工程（Quirke, 2004；Kemp, 2006）[iv]。
Sinclaire(2022) 分析上埃及省（Upper Egypt）高級官員的墓室規模與頭銜變化，作為衡量地方與中央權力對比的指標。研究結果支持：在中王國（尤其第12王朝），中央的影響力與控制日益加強，而地方貴族（nomarchs）在許多方面（如頭銜、墓室等等）被中央行政體系所規範與約束。[v]。
（2）糧食徵收與中央控制
「約瑟聚集埃及地七年一切的糧食，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裏，就是把各城周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在該城裏。 約瑟積存的五穀很多，如同海邊的沙，無法計算，數也數不清。」（創世記 41:48-49）
考古證據顯示，中王國與希克索斯時期的行政中心（如 Tell el-Dabʿa）出土了大規模糧倉，反映國家層級的糧食集中管理（Bietak,
1996；Kemp, 2006）[vi]。
（3）饑荒時的糧食配給制度
「等到埃及全地也有了饑荒，眾百姓就向法老哀求糧食。法老對所有的埃及人說：「你們到約瑟那裏去，凡他所說的，你們都要做。」
當時饑荒遍滿了全地，約瑟就開了各處的糧倉，賣糧食給埃及人。埃及地的饑荒非常嚴重。 各地的人都去埃及，到約瑟那裏買糧食，因為全地的饑荒非常嚴重。」（創世記 41:55-57）
Kahun（又稱 Lahun）出土的紙草文獻提供了中王國第十二王朝糧食配給制度的第一手證據。這些帳冊記錄了穀物、麵餅與啤酒的收支與分配，顯示不同職位的工匠、祭司與僕役獲得數量不等的日常配給，反映出一種標準化的再分配經濟模式（Collier & Quirke, 2004）[vii]。從遺址發現的倉庫建築與行政文書來看，糧食並非單純的市場交換，而是透過王室與寺廟的集中收儲與再分配制度進行。Kahun 帳冊顯示糧食與啤酒按比例配給，有時甚至可見「麵餅：啤酒」的固定配方，這些內容印證了中王國時期高度制度化的糧食管理（Vymazalová, 2011）[viii]。學者指出，Kahun 帳冊與封泥印章的結合，使研究者得以重建糧食從收穫、倉儲到再分配的完整行政流程（Quirke, 2005）[ix]。這些證據證明，中王國第十二王朝已經形成以王權與寺廟為核心的配給網絡。學界認為，中王國的徵收制度使穀物集中於行政中心，再由官僚網絡分配給工人、軍隊與百姓（Kemp, 2006）[x]。這與約瑟的角色高度契合。
（4）土地收歸法老
「於是，約瑟為法老買了埃及所有的土地，埃及人因饑荒所迫，都賣了自己的田地；那些地都歸給法老了。
至於百姓，從埃及邊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約瑟使他們作奴隸。」（創世記 47:20-21）
Kahun（Lahun）文書（公元前1897-前1839年，Senusret II、III統治時期）佐證了這一制度：Kahun Papyri No. 2「上埃及與下埃及之王，赫佩爾卡拉（塞努塞爾特二世）在位第六年。屬於王室莊園的一塊土地，被交付給工人 [姓名] 耕種，以作為條件，收穫時必須繳納固定數量的穀物。」[xi];Kahun Papyri No.
3:「上埃及與下埃及之王，赫佩爾卡拉（塞努塞爾特二世）在位第六年。屬於王室莊園的一塊土地，被交付給工人 [姓名] 耕種，以作為條件，收穫時必須繳納固定數量的穀物。」[xii]
農民被記錄為依附於王室或神廟之下，無完全土地所有權（Collier & Quirke, 2002）[xiii]。這顯示土地集中於中央政權之手。(圖一）
 |
圖一、Kahun papyri |
（5）設立稅制
「約瑟對百姓說：「看哪，我今日為法老買了你們和你們的土地。看，這些種子是給你們的，你們可以耕種土地。
將來收割的時候，你們要把五分之一納給法老，另外四分可以給你們作田地的種子，作你們和你們全家大小的食物。」 ⋯⋯於是約瑟為埃及的土地立下定例，直到今日，就是收成的五分之一要歸法老。惟獨祭司的土地例外，不歸於法老。」（創世記
47:23-26）
古埃及文獻如《Wilbour
Papyrus》(公元前1145年） 記載土地租稅約 20–25%，與聖經數字幾乎一致（Gardiner, 1948；Janssen, 1975）[xiv]。因此，《創世記》的記述與埃及實際稅制高度吻合。
在中王國第十二王朝，Senusret II 的統治下採取的土地集中化制度 (centralized
landholding system)。首先，位於法尤姆（Fayum)地區的 Kahun 工人村出土了大量文書，這些行政檔案涉及勞工名冊、糧食配給與耕作管理，顯示王室對於土地擁有所有權（王室即地主），居民並非自由地主，而是依附於王室土地與工程的耕作者 (tenant farmers under royal control) (Petrie, 1890; Allen, 1997)[xv]。其次，Senusret II 在法尤姆推動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包括開鑿運河並引導尼羅河水入 Moeris 湖，使大片新農田納入王室直接掌控 (Kemp, 2006; Shaw,
2000; Thompson, 2012)[xvi]。此外，中王國的行政體制改革逐步削弱地方貴族的勢力，強化中央集權，使土地與人民更緊密地歸屬於法老與神廟
(Quirke, 1990; Kemp, 2006)[xvii]。這些考古與文獻證據共同指出，Senusret II 不僅是法尤姆開發的重要推手，也是推動埃及土地集中化制度的核心人物之一。
3.地理與考古環境 的合理性
Holt
透過考古、文獻和視覺資料，分析了穀倉不僅是糧食儲存的場所，也是經濟管理和資源分配的重要工具。她指出，穀倉的存在反映了中央集權體制對糧食儲備和分配的控制，顯示出國家對資源的管理和調配能力。（Holt, 2019)[xviii]
。中王國時期的穀倉模型，出土於墓葬的隱藏室，屬於王室總管 Meketre 的墓葬。該模型展示了兩個主要區域：一個是儲存穀物的穀倉區，另一個是進行測量和記帳的區域。模型中，六名搬運穀物的工人被九名負責測量和記帳的人員所圍繞，強調了在農業社會中，對糧食供應的監控和管理的重要性(圖二)。[xix]
圖二、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收藏的一個中王國時期的穀倉模型
聖經故事中約瑟負責在豐年時儲糧、在饑荒時分配。
城市與行政中心，例如 Itj-Tawy（中期王國新都）等，是中期王國法老使用的都城所在地。約瑟若為高官，有可能與這些政治中心互動。 (Windle, 2019)
三、支持約瑟故事的外證
雖然埃及的官方歷史中缺少約瑟的直接記載，但有多項外證支持其為歷史的可能性：
（一）歷史空白與「除憶情結」（damnatio memories)：
埃及第二中衰期（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約公元前1800-1550 BC）歷史紀錄斷裂，許多無能法老與外族入侵的事蹟被刻意抹去，形成官方空白。約瑟與雅各全家入埃及的時期（約公元前1880年）正好處於這段空白，符合聖經所述的「沈默期」。
（二）埃及化行政與文化細節：
約瑟的服儀（剃頭、刮臉、穿細麻衣、佩戴戒指和金鍊）、任職「治理全地」，與第十二王朝宰相或高官禮儀高度吻合。[xx]《創世紀》50章26節:「約瑟死了，那時他一百一十歲。人用香料塗了他，把他收殮在棺材裏，停放在埃及。」；《出埃及記》13章19 節記載：「摩西把約瑟的骸骨ㄧ起帶走」，顯示約瑟的遺骸（木乃伊化後）一直保存在埃及，後來才隨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後葬於示劍（《約書亞記》24章32節）。約瑟死後木乃伊化，長壽110歲，也符合埃及習俗與理想壽數。透過對埃及的木乃伊的檢驗，證明埃及的平均壽命是40-50歲（Walton 等人，2013）[xxi]。
（三） 閃族人在埃及的存在：
考古發現顯示閃族人（Semitic
peoples）在埃及擔任高官、管理家務，散居於民間，與約瑟的角色相符。
1.布魯克林紙草文獻（Papyrus Brooklyn 35.1446）的年代屬於中王國晚期至第二中間期（約第十二王朝末至第十三王朝，約公元前 19–18 世紀）(圖三)。這份紙草文獻是一份家族奴隸名冊，共記錄 95 位家僕。其中約 30 個名字屬於外來（非埃及人），多為閃族／西閃族（迦南人）姓名。部分名字與《舊約聖經》中的名字相同或相近，例如 米拿轄（Menahema）、亞舍拉（Ashera）、以薩迦（Issachar）、施弗拉（Shiprah） 等。此文獻顯示 埃及上層社會人士，包括女性，也可以擁有大量奴僕。該紙草的主人是一位名叫 Senebtisi（塞內布提西） 的女性貴族(Hayes, 1955)。[xxii]
圖三、Brooklyn 紙草文獻
2.蘭塞城考古實證：
位於埃及東三角洲（尼羅河三角洲東北部），是古代阿瓦里斯（Avaris） 的遺址，也就是希克索斯王國的首都，法古斯（Faqus） 附近，屬於 Sharqiya 省。 其中Tell el-Dabʿa Stratum d/2 （F/I area) 的大型墓是屬於早期第二中間期的文化層（大約對應於埃及第十二王朝末期到第十三王朝初期，約公元前 18–17 世紀）(圖四)。
 |
圖四、ell el-Dabʿa Stratum d/2 （F/I area) 的大型墓 |
Tell el-Dabʿa 出土的房屋呈現典型迦南式四房格局，顯示大量閃族居民於十二王朝定居 (Bietak, 1996)[xxiii]。 該遺址的墓葬同時展現埃及式建築形式與迦南式陪葬傳統，例如牲畜殉葬與陶器組合，反映文化融合 (Forstner-Müller, 2002)[xxiv]。Cohen-Weinberger 與 Goren (2004) 對 Tell el-Dabʿa 陶器的岩相與化學分析顯示，部分陶器採用黎凡特特有黏土製成，另有當地製作但承襲黎凡特工藝與形制的器物。這表明陶器並非單純進口，而是反映出黎凡特閃族人在埃及的長期定居與文化延續 (Cohen-Weinberger & Goren, 2004)[xxv]。Tell el-Dabʿa Area A/IV 的一處住宅平面，具分室與院落設計，結合了迦南／閃族與埃及的建築特徵，反映文化混合。其層位顯示屬於十二王朝時期的中等規模民居，說明當時有大量近東移民在此定居並形成社群。顯示一座近乎方形、四個房間 (“almost square shaped house with four rooms”) 的房屋平面。這就是最接近“典型四房庭院式／四室佈局”的實物圖例(圖五)。
圖五、Tell el-Dabʿa: 第13-第15王朝墓 Area F/I
考古學者在 Tell el-Dabʿa Area F/I, Stratum d/2–d/1 的一棟大型宅邸遺址裡，發現了一尊砂岩製的人像碎片，原本尺寸可能接近甚至超過真人大小，顯示其所屬人物身分地位非凡。雕像仍留有彩繪痕跡，膚色塗為偏黃，頭髮帶紅色，並梳成蘑菇狀髮式，這些都是埃及藝術中常用來描繪西亞或黎凡特閃族人的典型特徵。由於雕像出土環境與墓葬本身的陶器、陪葬品以及整體墓葬佈局均帶有閃族風格，學界普遍認為這件遺物很可能代表一位具有近東背景的高階領袖人物，其存在也顯示外來族群已在此地取得重要社會地位(Bietak, 1997)[xxvi]。（圖六）
圖六、The statue of a Levantine man from Tell el-Dab’a
Tell el-Dabʿa 出土的砂岩人像，其規模、彩繪膚色與紅色蘑菇狀髮式，都展現了典型的黎凡特閃族特徵，與墓葬中所見的陶器與陪葬品一樣，反映出當時外來移民中已有身分顯赫的領袖人物。這一遺跡的年代大致落在公元前十九至十八世紀，正與部分傳統對約瑟時代的推算相吻合，地點則位於尼羅河三角洲東部，與聖經所指「以色列人進入埃及」的敘事背景也十分契合。雖然缺乏能確定個人身份的銘文或明文標記，考古學無法直接宣稱此像即為約瑟，但其所揭示的時間、地點與社會環境，確實提供了一個與聖經故事情境彼此呼應的歷史畫面。多項歷史與考古線索共同指向《約瑟故事》可能有真實歷史基礎，而非完全虛構 (陳慶真，2005）。[xxvii]
四、古氣候的乾旱、饑荒研究
（ㄧ）古近東與族長時代的乾旱背景
根據 deMenocal (2001) 的研究，晚全新世古近東地區曾發生多次長期乾旱事件，其中阿卡德帝國約在公元前2250年經歷的持久乾旱，與亞伯拉罕時代（約前2166–前1991年）相近，可能對當時的人口遷徙和糧食供應造成影響，與《創世紀》中亞伯拉罕因饑荒下埃及的記載相呼應。以撒（公元前2066–前1886）、雅各（公元前2006–前1859）及約瑟（公元前1915–前1805）所面臨的饑荒，也可視為古近東多次乾旱循環的反映，尤其是約瑟當任宰相（公元前1885年）後的七年豐年（公元前1885-前1878年）與七年饑荒（公元前1878-前1871年），與考古學所揭示的長期氣候波動模式高度一致。整體而言，這些對照顯示，《創世紀》中族長時代的饑荒敘事，在時間與古氣候事件上具有一定的吻合性，反映了長期乾旱對古代文明與社會行動的潛在影響 (deMenocal, 2001)[xxviii]。
（二）4.2k 事件的地質與考古證據
.Welc 與 Marks (2014) 透過尼羅河谷與 Fayum 地區的地層與沉積物分析，並結合放射性碳定年與地貌證據，確認約 4200 年前（公元前 2200 年左右）曾發生長期乾旱與尼羅河低氾濫，導致農業危機。沉積層缺乏洪氾堆積與侵蝕痕跡清楚顯示乾燥化過程，且與撒哈拉與近東地區的氣候代理資料一致。研究結論指出，這場「4.2k 事件」對古王國末期的糧食短缺與社會崩潰具有決定性影響。[xxix]
|
文明 |
時間 |
氣候事件 |
社會或文化反應 |
|
阿卡德帝國（Akkadian）— 美索不達米亞，約 4200 年前 |
約 4200 年前 |
北大西洋海表溫度下降，引發乾旱；阿卡德帝國區域變得更乾燥，降雨減少。 ( |
北部農地荒廢，人口往南集中；農業放棄；帝國崩潰。 |
|
古典馬雅文明（Classic Maya） — 墨西哥尤卡坦半島，約 1200 年前 |
約 800‐1000 年前有長期乾旱期 |
湖泊沉積與穩定同位素顯示尤卡坦中部的乾燥條件持續約 200 年。 |
記錄中有紀念碑建造停止、城市人口密度下降、部分地區完全被放棄。 |
|
莫切文明 (Mochica) — 秘魯沿海 |
約 1500 年前 |
氣候變乾、雨量減少，沿海灌溉系統受影響；冰核紀錄支持這些變化。 |
都市中心被放棄、人口向內陸和高地移動、農業系統調整。 |
|
蒂瓦納庫文明 (Tiwanaku)— 南美安第斯高原地區，高海拔的提蒂卡卡湖周圍 |
約 1000 年前到之後 |
濕度下降、冰核累積量減少；湖泊水位下降；氣候變乾期持續數百年。 |
大都市和周圍農田被放棄； raised-field（升田）農業系統失去效益；社會結構和土地利用發生重大變動。 |
（三）乾旱對社會與健康的衝擊
Younes 與 Bakry（2022）分析遺址考古資料、墓葬人骨的健康與營養指標、以及沉積層與花粉等環境代理數據，以建立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該時期尼羅河洪水水位下降、農業生產力衰退，並伴隨著營養不良、疾病增加與死亡率上升等跡象，同時考古證據亦反映社會動盪與聚落格局改變。研究結論認為，4.2 ka 事件造成的長期乾旱與環境壓力，對古埃及的糧食供應與社會穩定造成嚴重衝擊，並在古王國的衰落與第一中間期的出現過程中扮演了關鍵作用。[xxx]
（四）饑荒碑的文化記憶
除了氣候與考古證據之外，文化記憶亦反映出人們對長期乾旱的關注。一塊位於埃及阿斯旺附近塞赫爾島（Seher island) 的石碑（刻於希臘化或托勒密時期，公元前332-前30年），描述了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佐瑟（Djoser）統治下(公元前2670-前2640年）發生的七年乾旱與饑荒。饑荒碑(Famine Stela) 的故事講述了在佐瑟法老統治的第十八年（公元前2650年），埃及遭遇了七年的乾旱與饑荒，尼羅河未能如常泛濫，導致農田無法灌溉，人民生活困苦。法老向神祇求助，並派遣高級祭司伊姆霍特普（Imhotep）前往赫爾莫波利斯（Hermopolis) 的神廟查找解決之道。伊姆霍特普在神廟中獲得神祇的啟示，回報法老後，法老命令恢復對神祇的祭祀，並重建神廟，最終使尼羅河的泛濫恢復正常，結束了這場災難(Lichtheim, 2006)。[xxxi]
雖然饑荒碑的成文年代距事件傳說久遠，但其內容反映了古埃及人對於長期饑荒與環境挑戰的集體記憶與宗教詮釋。(圖七)
 |
| 圖七、埃及的饑荒石碑 |
|
人物 |
聖經年代表 (BC) |
事件背景 (聖經) |
乾旱事件 (deMenocal, 2001) |
是否吻合 |
|
亞伯拉罕 |
前2166 – 前1991 |
因饑荒下埃及（創 12:10） |
阿卡德帝國乾旱 (~前2250年)，距亞伯拉罕出生前約 80 年，後效應仍在 |
✔ 接近，可能反映環境背景 |
|
以撒 |
前2066 – 前1886 |
地有饑荒，不同於亞伯拉罕時代的饑荒（創 26:1） |
古近東區域仍有乾旱循環，但大規模事件未精確紀錄 |
△ 間接吻合（氣候仍不穩定） |
|
雅各 |
前2006 – 前1859 |
因饑荒遷至埃及（創 43:1） |
接續的乾旱波動，支持多次饑荒 |
△ 與區域性旱災模式一致 |
|
約瑟 |
前1915 – 前1805 |
七個豐年 + 七個荒年（創 41:29–30） |
與古近東 多年的氣候循環 相符（考古記錄顯示多次持續旱災） |
✔ 典型長期乾旱循環的記錄 |
|
馬雅、莫切、蒂瓦納庫文明乾旱 |
公元後 (AD 450–1150) |
無對應聖經記載 |
發生時間太晚，與族長時代無關 |
✘ 無關 |
結語
綜合以上研究與史料，可見長期乾旱與氣候異常在晚全新世對古近東與埃及社會造成深遠影響，既影響了糧食供應與社會穩定，也被轉化為歷史記憶與宗教敘事。《創世紀》族長時代的饑荒故事、古埃及的考古與環境證據，以及饑荒碑的傳說，共同揭示了氣候變遷在古代文明興衰與文化形成中的關鍵作用。這個故事至少部分根植於某些真實的歷史／社會現象、氣候壓力、移民或外族人在埃及的存在，以及糧食管理制度等。換句話說，故事的背景與一些細節有可能是基於真實材料或社會記憶。另一方面， 在傳承與寫作過程中，這個故事很可能被文學化與神學化：作者或編輯者可能為了傳達信仰、倫理、神的掌管與救贖意象，使得故事中許多細節被加工、強化或象徵化。
[i] CUV Network Bible. (n.d.). RCUV. 香港聖經公會。取自 https://rcuv.hkbs.org.hk/
[ii] Pu, M.-z. (1981). 試析舊約創世約瑟故事之埃及背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8, 163-172.
[iii] Byers, G. (n.d.). Joseph in Egypt – Part I. Bible and Spade.
Associates for Biblical Research. 取自 https://biblearchaeology.org/research/patriarchal-era/4050-joseph-in-egypt-part-i
[iv] Quirke, S. (2004). Th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in the Late
Middle Kingdom: The hieratic documents. New
Malden: SIA Publishing. pp. 17–22；Kemp, B. J.
(2006).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pp. 211–215.
[v] Sinclair, N. (2022).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Provincial
Rule from the Old to the Middle Kingdom: An Analysis of the Tombs and Titles of
the Senior Officials of Upper Egypt (Master’s thesis, Macquarie University). Chapter 5,
Section 5.3.2 (p. 149); Chapter 6, Sections 6.1 & 6.2 (pp. 159‑162).
[vi] Bietak, M. (1996). Avaris: The capital of the Hyksos – Recent
excavations at Tell el-Dabʿ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pp. 36–41； Kemp, B. J. (2006).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pp. 211–227.
[vii] Collier, M., & Quirke, S. (2004). The UCL Lahun Papyri:
Accounts.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p. 15–18.
[viii] Vymazalová, H. (2011).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ddle Kingdom
funerary temples: A survey of the sources. In M. Bárta (Ed.), The
Old Kingdom Art and Archaeology (pp. 377–386). Prague: 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pp.
379–381.
[ix] Quirke, S. (2005). Lahun: A Town in Egypt 1800 BC, and the
History of its Landscape.
London: Golden House. pp. 42–45.
[x] Kemp, B. J. (2006).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pp. 220-222.
[xi] Griffith, F. Ll. (1898). Hieratic Papyri from Kahun and Gurob
(principally of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Text, No. 2, p. 7).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xii] Griffith, F. Ll. (1898). Hieratic Papyri from Kahun and Gurob
(principally of the Middle Kingdom) (Vol. 1: Text, No. 3, p. 9).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xiii] Collier, M., & Quirke, S. (2002). The UCL Lahun papyri: Letters
and other documents.
Oxford: Archaeopress. pp. 54–59.
[xiv] Gardiner, A. H. (1948). The Wilbour Papyr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12–118；Janssen, J. J.
(1975). Commodity prices from the Ramessid period: An economic
study of the village of Necropolis workmen at Thebes. Leiden: Brill. pp. 33–35.
[xv] Allen, J. P. (1997). 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 (pp.
102–10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trie, W. M.
F. (1890). Kahun, Gurob, and Hawara (pp. 21–25). London: Kegan Paul.
[xvi] Kemp, B. J. (2006).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2nd ed., pp. 83–87). Routledge.；Shaw, I. (Ed.).
(2000).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p. 120–12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Thompson, D. J.
(2012). The Fayum and its history. In P. Davoli, M. Capasso, & F. Colomo (Eds.), The Fayum revisited(pp. 18–21). Pisa:
Fabrizio Serra Editore.
[xvii] Quirke, S. (1990). Th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in the Late
Middle Kingdom: The hierarchy of offices and officials
(pp. 45–50). SIA Publishing.；Kemp, B. J. (2006). 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2nd ed., pp. 83–87). Routledge.
[xviii] Holt, G. (2019). Buildings in context: A study of Middle
Kingdom granaries and their representation in the archaeological, textual and
visual record (Unpublished
MRes thesis). Macquarie University. Chapter 5, Section 5.3 (pp. 40–50).
[xix]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d.). Model of a granary with
scribes. Retrieved
September 18, 2025, from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5281
[xx] Walton, J. H., Matthews, V.
H., & Chavalas, M. W. 《 舊約聖經背景注釋》 (李永明、徐成德和 黄楓皓翻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71-72頁。
[xxi]
Walton, J. H., Matthews, V. H., & Chavalas, M. W. 《 舊約聖經背景注釋》 (李永明、徐成德和 黄楓皓翻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76頁。
[xxii] Hayes, W. C. (1955). A papyrus of the late Middle Kingdom in the
Brooklyn Museum (Papyrus Brooklyn 35.1446). Brooklyn Museum.
[xxiii] Bietak, M. (1996). Avaris: The capital of the Hyksos — Recent excavations at Tell
el-Dabʿ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xxiv] Forstner-Müller, I. (2002). Tombs and
burial customs at Tell el-Dabʿa in Area A/II at the end of the MBIIA period
(Stratum F). In M. Bietak (Ed.),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the Levant (pp. 163–184).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xv] Cohen-Weinberger, A., & Goren, Y.
(2004). Levantine–Egyptian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12th to the 15th Dynasties:
Petrography of the Canaanite pottery from Tell el-Dabʿa. Ägypten und Levante, 14, 69–100.
https://doi.org/10.1553/AEundL14s69
[xxvi] Bietak, M. (1996). Avaris: The capital of the Hyksos — Recent excavations at Tell
el-Dabʿa.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xxvii] 陳慶真。（2005年3月1日）。約瑟與以色列人在埃及。取自 OC舉目網站：https://behold.oc.org/?p=6139
[xxviii] deMenocal, P. B. (2001). Cultur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Late Holocene. Science,
292(5517), 667–67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059283
[xxix] Welc, F., & Marks, L. (2014). Climate change at the end of the Old
Kingdom in Egypt around 4200 BP: New ge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324,
124–133.
[xxx] Younes, M. A., & Bakry, A. (2022). The 4.2 ka BP Climate Event in
Egypt: Integration of Archaeological, Geoarchaeological, and Bi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39(3), 315-344. https://doi.org/10.1007/s10437-022-09487-5
[xxxi] Lichtheim, M. (2006).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The late period (pp. 94–1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